《红色扎西》
第四十四章十二年·孤军(上)
火塘里的柴,这一晚烧得慢。木生爷爷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只拿火钳,一下一下,拨弄着灰里的炭。炭红了,又暗;暗了,又红。
幺娃问:“爷爷,那支队伍,后来就剩殷禄才他们了?”
木生爷爷抬起头,火光把他的眼睛照得一亮:“不是‘就剩’。是一支一支,都打没了,最后,就剩下云南支队这一支,还撑着。撑了十二年。”
“十二年……”幺娃小声重复。
“十二年。”木生爷爷说,“从民国二十五年秋天,到民国三十六年春天。孤军。上头联系不上,下头的人一个接一个没。可殷禄才没松手。”
——那年,木生从十四岁,长到了十五岁。
殷禄才这个人,木生是认得的。
不是见过面的那种认得,是山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认得。郭家坟离木生家的寨子,不过几十里山路。殷禄才的爹殷崇明,是个杀猪的,外号“殷二吵吵”;他娘姓杨,在郭家坟街上推粑粑、卖豆腐。殷禄才乳名叫“箩子”,后来得了个绰号,叫“殷骡子”。
“骡子”这名儿,不是骂他。是说他倔,说他能驮,说他认准了道,九头牛拉不回。
木生听爹说过,殷禄才小时候,家里还算过得去。他爹杀猪,攒下点钱,置了些田地,每年能收四十来石租。可好景不长,爹死得早,叔叔婶婶也先后病故,家道中落。他读了四年私塾,就随娘操持家业,又种地,又做小买卖,还是被人盘剥得家产尽失。到后来,连块像样的地都没了,只能佃别人的田种。
“他是从富人堆里,跌下来的。”爹说,“跌下来的人,最晓得穷人的苦,也最恨那些盘剥人的。”
他起家的事——酸水井两把刺刀,混进陈正杰自卫队拖枪,三寻红军——上一回,爷爷已经讲过了。这一回,接着往下讲。
可光有倔劲,不够。
殷禄才心里清楚,他这支队伍,缺一样东西——名分。没有名分,就是绿林,就是匪。山里提刀的多了,可绿林的下场,他从小看到大:不是被剿,就是被招安,最后都不得好死。
他不想走绿林的老路。他想找红军。
这一找,找了三年。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纵队进了郭家坟、罗布坳一带活动。殷禄才第三回找上门,纵队收了他,留他随军培训。不久,由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刘复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夏天。殷禄才二十四岁。
木生后来听人说,入党那天,殷禄才把手举起来,声音都是颤的。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杀过猪,种过地,打过仗,可入党,对他来说是另一回事。那意味着,从今往后,他这支绿林起家的队伍,有了方向——不再是为了活命,不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给这山里的穷人,打出一个翻身的天。
入党之后,他还干过一桩事,让木生一直忘不了。
那是“大义灭亲”。
他有个舅舅,叫杨青云,是跟着他一起出来干的。可这舅舅,后来坏了心,趁着别的队员出外筹粮,杀害了殷禄才的叔叔殷崇科,抢了两支手枪,逃往四川石碑,打着殷禄才的旗号,拦路抢劫。
殷禄才听见这消息,半天没说一句话。气过了,他派王子明带一小队人,专门去石碑捉拿杨青云。捉回来后,他召集全体队员开会,审他舅舅的罪。
他娘听说了,出来求情:“他才你母舅啊……”
殷禄才跪在娘面前,说:“娘,他是母舅。可他杀了自家队员,抢了枪去当土匪,坏的是咱这支队的名。我要是不办他,往后咋个带队伍?咋个对得起那些把命交给我的兄弟?”
他娘哭。他也哭。可他还是把舅舅,办了。
木生爷爷讲到这儿,叹了口气:“你们看,这就是殷骡子。他狠起来,连自家母舅都不留。不是他心硬,是他晓得,这一支队伍,是几百条命托付给他的。徇一回私,这队伍就散了。散了,就对不起那几百条命。”
“大义灭亲”这四个字,木生头一回听,是从爹嘴里。爹说,殷禄才这个人,对得起“大义”两个字。
刘复初送了他一些枪。临走,殷禄才留下一首诗。木生爷爷能背得一字不差:
“党的教育心明亮,浑身胆量气豪壮。红军送我新武器,发展云南游击队。立志永远闹革命,打倒敌人争胜利。”
这不是多好的诗。可木生爷爷说,这诗里,有股子土腥味,真。
从这天起,殷禄才这支队伍,有了正式的番号: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
“云南支队”这四个字,叫出去,就是一面旗。
旗往哪儿一插,穷人就往哪儿望。郭家坟、水井坎、麻柳山、和尚司、大雪山……这些山山坳坳,都成了支队的活动地。支队到哪,哪里的穷人就有了主心骨。
殷禄才还干过一桩得民心的事。
民国三十一年夏天,边区乱,商贩不敢走,山里的盐、布、针头线脑,都断了。殷禄才让人张贴告示,保护边境正常贸易。告示一出,商贩们敢走了。为啥?因为殷骡子的队伍,说到做到,拦路抢劫的土匪,他们真剿。
“他们既是红军,又是这山里的治安队。”木生爷爷说,“穷人信他们,不光因为他们打土豪,还因为他们护着穷人的买卖、穷人的日子。”
纵队任命殷禄才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又派了个红军干部来当政委。这政委,就是陈华久。
陈华久,江西寻邬人,原名施福。民国二十三年入党,随中央红军长征,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五连二排排长。民国二十四年二月留在纵队,当过中队长。这回被派到云南支队当政委,是带着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纪律来的。
木生头一回听说“陈二排”这个称呼,就是从那会儿。山里人不叫他陈华久,叫他“陈二排”——二排排长。叫着叫着,叫成了个亲切的名儿。
一支队伍,两个领头人。殷禄才是本地人,会打仗,懂人情,跟绿林、跟穷人,都说得上话;陈华久是外省人,有文化,讲纪律,管思想,教政策。两个人搭班子,一个当爹,一个当妈,把这支绿林出身的队伍,一点一点,往红军的正路上带。
陈华久给支队立了规矩。三项纪律,五个不准:
一切行动听指挥,缴获归公,不拿群众东西;
不准调戏妇女,买东西价格公平,不拆烧群众住房,借物损坏要照价赔偿,不虐待俘虏。
木生爷爷说到这儿,顿了顿,说:“你们别小看这几条。绿林出身的人,最难的就是这几条。管住了这几条,绿林就成了红军;管不住,红军就成了绿林。”
殷禄才带头守这些规矩。他这人,对部下严,对自己更严。缴获的东西,先交公,再分配;打了土豪,浮财分给穷人,自己留的,跟战士一样多。日子久了,郭家坟一带的老百姓,认准了他——殷骡子的队伍,不扰民,还护民。
这队伍,慢慢壮大了。
民国二十五年秋天,支队才几十人。到民国三十年,有了百把人。到抗战胜利前后,发展到三四百人,加上“边棚”——外围力量,号称七八百。设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辖八个大队、十六个分队、三十个小队。司令部有警卫队、司号班,还有情报网。
这十来年,木生是从少年长成了青年。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到民国三十五年,木生二十五岁。他爹老了,背驼了,骡子也换了一匹。木生自己,也跑起了脚。
跑脚的人,消息最灵。
木生常在斑鸠沟、三口塘、郭家坟这些场镇上,听人摆殷骡子的事。哪年打了哪个乡公所,哪年缴了多少枪,哪年又躲过了谁的围剿。摆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啧啧称奇。殷骡子这三个字,在川滇边,成了穷人口里的一句响亮话。
木生也听过不少次殷禄才的枪。
有一回,木生在郭家坟赶场,亲耳听见那边山梁上,乒乒几声枪响。不是打人,是殷禄才的人在试枪。街上的老百姓,听惯了,头都不抬。有个卖山货的老汉,笑着说:“殷骡子又在练枪了。练好了,好去打那些个黑良心的保长。”
木生问:“他枪打得准?”
“准。”老汉说,“双枪。左右开弓。他那手快慢机,说是打得水里的鸭子都飞不起来。”
木生将信将疑。后来他才知道,这话有吹的成分,可殷禄才的双枪,在川滇边是真有名。他惯用两支快慢机手枪,左右开弓,近战厉害。这本事,是拿命练出来的。
木生爷爷讲到这儿,特意说明:“殷禄才不是天生就会使枪。他起家那会儿,连枪都没有,是拿柴刀、木棒。后来有了枪,他白天种地,夜里练。练到枪不离手,练到闭着眼,都能摸清枪的脾性。”
“为啥子这么拼?”幺娃问。
“因为他晓得,自己这一支,是川滇边穷人最后的指望。他不拼,这支就散了。他拼,这支就能多撑一天。”
木生爷爷说:“你们想,这是在敌人的肚子里,一没补给,二没后援,上头又联系不上。就靠着一块郭家坟,几百号人,硬是活了十来年。这不是本事,是命——是拿一条条命,垒出来的。”
说到“敌人的肚子”,木生爷爷多讲了几句。
那时候,川滇边是个什么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界。四川管不着,云南管不着,贵州也管不着。三省的省界在这里交缠,像三根藤,绞在一起。可反动势力,比藤还密。
镇雄独立营,陇承尧的兵,在威信一带横行;地方上的地霸、乡约、保长,一个个都养着团丁,占着碉楼;川南的保安队、民团,也随时跨过省界来“清剿”。再加上中央军,一拨一拨地来。
殷禄才这支队伍,就是在这么个密不透风的网里,钻了十二年。
怎么钻?木生爷爷总结成四个字:昼伏夜出。
白天,队伍化整为零,躲在山洞里、林子里,或者藏进老百姓家里,装扮成种地的、赶场的。夜里,才集合起来,翻山越岭,去打击土豪,去缴乡公所的枪,去打敌人的运输队。
“跟夜猫子似的。”木生爷爷说,“可夜猫子是找食,他们是找命——找穷人活命的指望。”
孤军,这两个字,木生直到很晚才咂摸透。
孤,不是没战友,是没靠山。主力走了,去陕北上万里,鞭长莫及;川南支队、贵州支队,一支支被打散;纵队主体,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就被打垮了。殷禄才的云南支队,从此跟上级,断了线。
断线之后,日子最难。
没补给,枪弹打一发少一发。没医药,伤员靠草药、靠土方子硬扛。没军饷,全靠打土豪、缴浮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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