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查不到来源的。

技术科把周家那封信翻来覆去折腾了三天：纸张是最普通的一百克A4复印纸，超市和文具店论包卖的那种；墨水是家用喷墨打印机最常见的黑色墨盒，全国每天不知道印出多少张这样的字；字体是宋体，Word默认，连字号都是默认的小四。

没有邮戳，没有信封，没有指纹。

纸上连个折痕都是对称的，整整齐齐，像是被人用尺子比着叠过。

“打印店呢？”陆峥问。

“城北片区十四家打印店、三家文印社全查了。”技术员把一沓排查记录推过来，“这种纸和墨太常见了，每天进店的客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没人记得清谁打过一张只有七个字的纸。而且——”他顿了顿，“这种东西，自己家里就能打。不需要去打印店。”

陆峥没说话。

“陆队，说句实在话。”技术员靠在椅背上，“就凭这封信，什么也查不出来。它太干净了。干净的像是……专门设计成让人查不出来的。”

“专门设计成让人查不出来。”陆峥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忽然觉得后颈有点发凉。

陆峥自己跑了三家打印店。

城北文印社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老花镜，把信纸拿起来对着灯看了半天：“这纸太普通了，我们这儿一天出好几百张。”他把纸翻过来，“你看看，背面连个水印都没有。你要真想查，除非那人打印的时候留了张照片，不然神仙也查不出来。”

陆峥把信收好：“谢谢。”

出了门，他站在打印店门口，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座城市每天打印出来多少张纸，多少行字，多少句“还记得吗”——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到一个人想藏起来，谁都找不到他。

他想起周建国阳台的护栏。

那种干净，是同一种干净。

陆峥把那封信重新装进证物袋，在封口上签好字，推到桌子中间。他盯着那七个字看了很久——“还记得吗？”

这到底是一句威胁，一句警告，还是一句……问候？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封信像一颗钉子，把郑三爷、周建国这两起“意外”，和更早的那些卷宗，硬生生钉在了同一块木板上。

档案室的长桌上，那张表又摊开了。

陆峥这三天没干别的，把所有死者的背景补了个遍。他不是查案子，他是在查这些人到底“够不够格”去死。

郑三爷——他查出更多了。十年前，郑三爷用一笔高利贷，把一个厂子的车间主任逼得卖了房、卖了车、最后跳了楼。跳楼那天，车间主任的儿子刚上初中。这笔账，没人跟郑三爷算过。五年前，郑三爷在城中村强拆，把一户不肯搬的老人堵在家里断水断电，老人最后是被人抬出来的，送到医院就没气了。派出所来过，郑三爷说是“意外”，老人家属怕他，连个说法都没敢要。

他想起老张头那句“五万，一条命”。五万块钱，在郑三爷的账本上，大概只是一笔“摆平费”。他查过郑三爷的银行流水，那笔五万的转账，备注写的是“货款”。连个“赔偿”都不肯写。

他当时盯着那个“货款”两个字，看了很久。

一个人要狠到什么程度，才会在转出五万块钱的时候，都不肯承认那是买一条人命的钱。

周建国——九年间，刘桂兰报过十一次警。十一次。每一次的记录，最后都写着同一个结局：调解。去年冬天那一回，周建国把她推下楼梯，摔断两根肋骨，派出所调解完，周建国当场跪在刘桂兰面前，哭着说以后再也不动手了。他写保证书的时候，社区民警在旁边，说“他那个悔过啊，是真的，眼泪都下来了”。可没过三个月，刘桂兰左肩的骨裂还没长好，又添了两块新淤青。

开发商代理人——三年前，他负责的那片拆迁，三户人家被强拆，其中一户的老人当夜自尽，留下遗书，说“房子没了，家也没了”。老人的女儿去法院起诉，诉讼被驳回，理由是“拆迁手续齐全”。那之后，老人的女儿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她。

放贷人——两年前，他的高利贷逼得七户人家倾家荡产，其中两户人家的男主人自杀未遂，一个落下残疾，一个至今还在精神病院。他的钱，一分没少回来。

催收员——一年前，他上门催收时把一个欠债人打到内脏出血，家属报了警。他赔了钱，判了缓刑。缓刑期间，他换了个公司，继续催收，催收对象还是那些还不起钱的人。

陆峥把这些名字一个个列出来，旁边写上他们的“罪”，又写上他们的“下场”。

然后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这五个人没死，现在会在哪里？

郑三爷大概还在收租、放贷、逼人搬家。周建国大概还会在某个深夜，把刘桂兰堵在墙角。开发商代理人大概还在拆别人的家。放贷人大概还在等着下一个还不上钱的人。催收员大概还在敲着下一个人的门。

他们都会活得好好的。

这就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陆峥靠在椅背上，盯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很久。

他想不通的地方在于：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冤枉”的。他们全都该死——如果这世上真有“该死”这么一说的话。

可他是个警察。

警察不问一个人该不该死。警察只问，他有没有犯罪，证据够不够，程序走没走完。

“法律有过错，法律会纠正，法律该被完善——但法律，不能被替代。”

他对自己说。可他发现，这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没有上次那么笃定了。

周建国案还有一个细节，陆峥一直没想明白。

刘桂兰说，周建国死前一个月，给她买了个新助听器，说以后不打她了。

陆峥去查过那笔钱。助听器一万二，周建国分期付的，刚付完第一期。

一个打老婆打了九年的男人，突然开始给老婆买一万二的新助听器，还说要改。

为什么是现在？

陆峥又想到那封信。信在茶几底下，啤酒罐压着，露出一个角。刘桂兰说周建国不让她动他的东西——那封信，是周建国自己收着的。他收着一封查不到来源的信，看完之后，开始对老婆好。

他是在怕什么？

陆峥又去了一趟筒子楼。这次不是查案，他就是想看看，那个“变好”的周建国，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

楼下修自行车的师傅记得他：“周建国？那阵子是有点不一样。以前他下班回来，黑着脸，谁都不搭理。那阵子他居然跟人打招呼了，还买了个西瓜，说天热。”

师傅说着，摇了摇头：“我还寻思，这人转性了？”

陆峥问：“什么时候的事？”

师傅想了想：“一个多月前吧。再往后没几天，就出事了。”

一个多月前——正好是那封信送到的时候。

陆峥把这个推测写在本子上：“周某死前疑似受到某种外力影响，行为模式改变（购助听器、承诺不再施暴）。外力来源不明。”

他在“外力来源不明”下面画了两道横线。

然后他合上本子，看了一眼时间。

十一点四十七分。

他抓起外套，出了局。

叙心工作室的灯还亮着。

陆峥站在楼下，仰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暖黄的窗，熟门熟路地上了楼。

陆峥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二楼那扇窗亮着暖黄的光，是整栋小楼唯一还亮着的灯。这个时间，这条街上的铺子都关了，只有这一盏，像是专门留着等谁的。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塑料袋——他从局里出来时顺手买的，两杯热的豆浆。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买两杯。

工作室里还是老样子。原木的书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塞满了心理学的书，还有几本旧小说，书脊都翻得起了毛边。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单人沙发，和一张矮茶几，茶几上常年放着一个玻璃壶，里面泡着不知道什么花茶。

沈叙这个人，好像把日子过成了一件静物：书、茶、灯，加上一个偶尔来坐坐的他。

他没敲门，直接拧开门把——门没锁，给他留的。

屋里一股淡淡的安神香，沈叙坐在沙发上看书，茶几上放着两杯茶，一杯已经凉了，一杯还冒着热气。像是算好了他会来，又像是每天都这么放着，他来了正好赶上。

“又加班？”沈叙头也没抬，翻了一页书。

“嗯。”陆峥把外套脱了，随手挂在一进门那个老位置，鞋也没换——门口有一双给他留的拖鞋，他踢掉皮鞋踩进去，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像是做了几百次。

他把自己摔进沙发里，靠着，闭着眼，长长吐了一口气。

“饿不饿？”沈叙问。

“还行。”

“锅里有粥，自己盛。”

陆峥没动。他闭着眼，声音闷闷的：“你先让我歇会儿。”

沈叙放下书，起身。陆峥听见他进了厨房，听见水声，听见锅盖轻轻磕在灶台上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几分钟后，一碗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旁边搁着一碟咸菜，一双筷子，筷头朝着他。

沈叙重新坐下，翻开书。

“吃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陆峥睁开眼，看着那碗粥——白粥，上面撒了一点葱花，是他喜欢的做法。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烫，但胃里一下子暖过来。

“今天查案子查到有点恶心。”他说。

“嗯。”沈叙应了一声，等他说下去。

“你知道我们手上那两起‘意外’吗？郑三爷，周建国。”陆峥端着碗，语气平淡，“死了两个畜生，按说该拍手叫好。可我查着查着，觉得哪儿不对劲。”

沈叙翻书的手没停：“哪儿？”

“周建国死前一个月，突然给老婆买助听器，说要改。”陆峥说，“一个打了九年老婆的人，忽然转了性。你不觉得蹊跷？”

“是蹊跷。”沈叙说，“人在恐惧里，会本能地做那些‘来得及’的事。”

“来得及的事？”

“怕来不及赎罪，就会先做点能做的事。道歉，弥补，示好。”沈叙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人对死亡有预感的时候，会先安顿自己放心不下的人。”

陆峥嚼着粥里的葱花，慢慢咽下去。

“你说得好像亲眼见过一样。”

沈叙翻了一页书，没接话。

沉默了一会儿，陆峥又说：“还有一封信。周建国家里，查不到来源的一封信，上面就一行字——‘还记得吗？’”

这一次，沈叙的手停了一下。

只有一下。他翻过那页书，动作几乎没有停顿，可陆峥还是注意到了——沈叙翻书向来很稳，那一页，他多停留了半秒。

“查不到来源？”沈叙问。

“查不到。没邮戳，没指纹，没监控，打印机打的，普通A4纸。”

“这种信，查不到寄件人。”沈叙说，“也查得到。”

陆峥抬头看他。

沈叙把书合上，放在膝上，看着他，语气温淡：“取决于写信的人，想不想被查到。”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沈叙笑了笑，“只是觉得，能把现场做得这么干净的人，不会留下这封信——如果他不想要你看到的话。”

陆峥端着碗，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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