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六点十七分，天还没亮透。

城北老筒子楼，六层，外廊式结构，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废纸箱、积了灰的旧家具。报警的是楼下早点铺的老板娘，她凌晨四点起来和面，听见“咚”一声闷响，以为是楼上谁家往下扔东西。五点半开门倒垃圾，看见楼角水泥地上趴着一个人，血洇开一大片，才慌慌张张报了警。

死者周建国，四十一岁，住五楼。

法医初判：高坠死亡，坠落高度约十五米，符合从五楼自家阳台坠下。死亡时间约凌晨四点。

陆峥到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他站在楼下看了一眼那滩血，又仰头看了看五楼的阳台——老楼的阳台护栏只到成年人腰胯那么高，锈迹斑斑，靠墙的一截还晾着一条没收的秋裤。

他上楼。

五楼周家，防盗门虚掩着，屋里一股常年不散的烟酒味混着药味。客厅不大，茶几上摊着七八个空啤酒罐，烟灰缸里插满烟头，墙角的旧电视开着，一片雪花屏。这户人家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个什么光景。

唯独阳台，干净得不像话。

护栏是锈的，但护栏表面被人擦过——陆峥蹲下去，指尖拂过栏杆上沿，指腹上一层薄灰，灰是均匀的，没有积年的油污和铁锈痂。阳台地面也扫过，角落里没有常年堆放的杂物，没有啤酒罐，没有烟头，没有蛛网。晾衣绳空着，只挂着两个衣架，在风里轻轻晃。

陆峥蹲在阳台边缘，看着楼下。

风灌上来，吹得他夹克的衣摆猎猎作响。

他想起了郑三爷仓库里那片地面。那间断电两个月的仓库，地面干净得能照出人影；这个住着醉汉和病人的家，阳台干净得像是被人精心打理过。

一个常年酗酒、打老婆、家里连脚都插不进去的男人，什么时候开始，会擦阳台的栏杆了？

“痕迹勘查怎么说？”陆峥问。

“阳台没有第二个人进去过的痕迹。”技术员蹲在门口换鞋套，“指纹只有死者和他老婆的，脚印也是。坠落点没有踩踏、没有助推、没有拖拽，护栏锈蚀松动，符合失足条件。初步定性，意外坠楼。”

“意外。”陆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没再说话。

他下楼的时候，警戒线外已经围了一圈人。早点铺老板娘挤在最前面，嗓门亮堂：“周建国啊？打老婆的！隔三差五就听见他家摔东西，孩子哭得跟杀猪似的。死了？死了好啊，刘桂兰可算解脱了。”

旁边有人扯她袖子，她不管：“怎么，我说错啦？这楼里谁没被他们家半夜吵醒过？报了多少次警了，哪次不是调解调解，调解完了接着打！”

陆峥没接话，站在人群外头，把这句话听进了耳朵里。

周建国的妻子坐在客厅沙发上。

她叫刘桂兰，三十八岁，头发白了一半，右耳挂着助听器，声音很大——听不见自己说话的人，声音都大。她穿着旧毛衣，挽起袖子的手臂上，是几块新旧交叠的淤青。

她怀里抱着一件叠好的旧外套，是周建国的。

“他昨晚喝了酒。”刘桂兰说，“我不知道他几点回来的。我睡里屋，他在客厅看电视。我聋，听不见动静。”

“你聋多少年了？”陆峥问。

“七年了。”她说，“让他打的。”

一句话，屋里静下来。

陆峥翻开她的报警记录：过去九年，她报过十一次警。十一次，全部以“家庭纠纷，调解处理”收场。最近一次是去年冬天，周建国把她推下楼梯，摔断两根肋骨、左肩骨裂，是邻居报的警。派出所调解，周建国赔了五千块钱，写了保证书，人没事。

“伤情鉴定呢？”

“做过两次。”陪同的社区民警低声说，“一次轻微伤，一次鉴定机构说证据不足，没法认定家暴致伤。他打人有讲究，不打脸，专打身上看不见的地方。肋骨断了接上，骨裂养养就好。警察一上门，他就跪下来认错，比谁都诚恳。”

“保证书写过几回？”

“少说也有七八回。”

陆峥没说话。他低头看了一眼茶几——啤酒罐底下压着一张纸，露出一角。他抽出来，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普通A4纸，折了两折，上面只有一行字，宋体，打印：

“还记得吗？”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纸是新的，字是打印机打的。他捏着纸角翻过来，纸面上干干净净，连个指印都没有。

“这封信哪来的？”陆峥问刘桂兰。

“我不晓得。”她说，“他不让我动他的东西。”

陆峥把信装进证物袋。

里屋门口，站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瘦，眼神很直，一直看着陆峥手里的证物袋。

陆峥走过去，蹲下来，跟他平视：“你爸爸昨晚在家吗？”

男孩点头。

“你听到什么没有？”

男孩沉默了很久。久到陆峥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声音很小：

“我听到他骂人。”

“然后呢？”

“然后很安静。”

陆峥心里一沉。

一个常年活在暴怒声里的孩子，“很安静”三个字，是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不敢细想那个“安静”里到底有什么，他只想到一个可能——那个男人死前那段时间，这间屋子里，安静得反常。

“你妈妈昨晚睡在哪里？”

“里屋。”男孩说，“她一直睡里屋。爸爸不让她出来。”

“你呢？”

“我睡沙发底下。”男孩说完，又补了一句，“我爸说我睡那里，碍不着他事。”

陆峥站起来，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问完了例行的话，陆峥要走的时候，刘桂兰忽然叫住他：“警官。”

他回头。她抱着那件旧外套，声音低下去：“他上个月，买了个新助听器给我。”

陆峥看着她。

她说：“我说他转了性。他说，以后不打我了。”

她低下头，手指摩挲着外套的领口：“我差点就信了。”

陆峥没说话。他忽然明白，那封信为什么会在周建国的茶几底下——不是周建国藏的。是那个男人死前，自己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

陆峥走到楼梯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男孩还站在里屋门口，没有哭，眼睛很直地看着他。陆峥忽然想起自己问他的那句话——“你听到什么没有？”他答“我听到他骂人。然后很安静。”

一个九岁的孩子，一整夜蜷在沙发底下，听着自己的父亲骂人，然后，听见那个声音戛然而止。

他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是不说。

下午，他去了城中村。

去找老张头。郑三爷案里，第一个跟他说“死得好”的人。上次他走的时候，老张头站在巷口看了他很久，欲言又止。

这回老张头把他让进屋里。屋里光线很暗，靠墙的床上躺着老张头的老伴，中风，半身不遂，睁着眼，不说话，眼珠跟着人转。

老张头给他倒了杯水，坐下，沉默了很久，才说：

“郑三爷手上，是有人命的。”

“去年冬天，腊月，他带人来收我们这片的地。我家隔壁，住了个姓柳的姑娘，三十岁上下，带着个五岁的娃，丈夫死得早。郑三爷要她搬，她不搬。郑三爷就断了她家的水电，夜里往她门口泼油漆，白天堵着她家门骂，骂得很难听，说她一个寡妇赖着不走，是不是想勾搭人。”

“柳姑娘报了警。警察来了，郑三爷笑脸相迎，说是误会，马上解决。警察走了，他接着闹。后来有一天，柳姑娘不见了。房子空了一个多月，郑三爷把门撬开，把她家东西全扔了，房子租给了别人。”

“她人呢？”陆峥问。

“不知道。”老张头说，“有人说她带娃回娘家了，有人说她走了。我找过她，没找着。她走之前，有天夜里来找过我老伴，说她要是出了什么事，让俺们帮她看着点娃……她那娃，后来也没人再见着。”

“她报过案吗？”

“报了。派出所查过，说她没犯事，就是搬走了。成年人，失踪不满二十四小时，没人管。”

老张头又说：“柳姑娘那娃，我最后见着，是去年腊月廿三。她牵着娃，站在巷口，像是要出远门。我问她去哪，她笑了笑，说回娘家。我说那郑三爷还找你麻烦不？她没答话，只把娃往怀里拢了拢，说：张叔，您保重。”

老张头停了很久：“我后来想，她那个笑，不是回娘家的笑。她那样子，像是要把什么事，咽进肚子里，带走了。”

“你们家呢？”陆峥问。

老张头沉默了很久。

“去年开春，郑三爷要收我们这片。我不同意。他半夜带人砸我们家门，把我老伴从床上拖起来，堵在门口骂了一整夜。我老伴本来就有高血压，第二天早上人就不行了。医院说是心梗。”

“郑三爷赔了钱。”

“赔了五万。”老张头说，“五万，一条命。”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秒针声。

陆峥坐在那儿，很久没说话。

“老张叔。”他忽然开口，“我在郑三爷仓库里，看见一个倒扣的相框。照片上是个女人，三十岁上下，眉眼温柔，对着镜头笑。”

老张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是柳姑娘吧。”

“她长得好看，眉眼弯弯的，爱笑。”

陆峥没有说话。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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