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县人。

他们后来叫我“圆周率之父”，叫我“大明历的创制者”。可在我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叫我。他们叫我“祖文远”，叫我“那个算数的”，叫我“华林学省的直学士”。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叫我。我只在乎那些数字对不对，那些历法准不准，那些机械能不能转起来。

我生在丹阳郡建康县。祖父祖昌做过刘宋的大匠卿，管理朝廷的土木工程。我小时候，他常给我讲“斗转星移”的故事。父亲祖朔之学识渊博，带我读经书，也带我认天上的星星。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岁差”，什么叫“回归年”。我只是觉得——天上的星星不是乱走的，它们有规矩。那些规矩，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第一次对“数”产生兴趣，是在华林学省。那是一个学者云集的地方，我在那里接触了大量藏书。我开始读《九章算术》，读刘徽的注。刘徽用割圆术算到正一百九十二边形，得出圆周率是3.14。我觉得还能算得更准。

后来我做了娄县县令，白天处理政务，晚上算数。我按照刘徽的方法，从正六边形开始割。六边形、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一直割到正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八边形，甚至两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每割一次，都要反复开平方十几次。算到后面，竹简堆满了半间屋子，算筹散了一地。我妻子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我坐在灯下，满手墨迹，面前摊着一堆算筹，问我：“还在算？”我说：“还差一点。”她不再问，起身替我添了灯油。

我算出了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约率是二十二分之七，密率是三百五十五分之一百一十三。这个数字后来被称作“祖率”。他们说我领先了世界一千年。可在当时，我只是坐在娄县的官舍里，把最后一位数算完，放下笔，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天天很蓝，远处的山在暮色里变成一道模糊的轮廓。我知道那个数是对的。可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我在娄县待了几年，后来调到建康，做了谒者仆射。可我还是放不下天上的事。我观测日影，记录冬至太阳的位置。我发现东晋虞喜说的“岁差”是对的——冬至点每年都在西移。那些古历没有算进这个偏移，时间久了就会出大错。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我写成了《大明历》。我把岁差算进去了，每四十五年十一个月差一度。我把闰周从十九年七闰改为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闰。我算出一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八日——跟今天的测算只差不到五十秒。我写下这些数据的时候，手是稳的。

可他们不让我用。

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戴法兴站出来反对。他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他说我“诬天背经”。孝武帝让我们辩论。我一条一条地驳他。我说：“古历疏舛，颇不精密。”我说：“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岂能视而不见？”我写了《辩戴法兴难新历》，把他说的话一条一条拆开、驳回去。我赢了辩论。可孝武帝没有颁行我的历法。他驾崩了。此后宋齐易代，《大明历》被搁置了将近五十年。

我常常想——如果早三十年颁行，能多算准多少农时？能多养活多少人？可我没有答案。一个数算得再准，也要等对的人来用。

可我没有停下来。算完圆周率，写完《大明历》之后，我开始造东西。

指南车。三国时候有人造过，可到我这代已经失传了。我重新做了出来，用铜制齿轮传动，不管车子怎么转弯，车上的铜人始终指着南方。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一天能走一百多里。水碓磨，用水力推动石磨，舂米碾谷。我还造过木牛流马、定时器、欹器。那些年我在乐游苑里试车，江水拍打船舷，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s.cc】

【退出畅读，阅读完整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