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华，名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人。

《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我年近六十，可看起来还像壮年。有人说我像神仙。他们不知道——我的确治过很多人，可我最想治好的那个病人，我从来没有治好过。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忍，唯独一件事忍不了——坐在一个地方，只给一个人看病。

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经书。虽说我也读过几部，沛相陈珪举我为孝廉，太尉黄琬也征辟过我，都被我推掉了。我不想做官，哪怕官再大我也不要。那些坐在高堂上的人，手里握着刀，嘴里说着仁义，可他们看不见底下那些被疫病和战火碾碎的人。

我能看见。

我看见了，我就不能假装没看见。所以我背起药箱，走了出去。

徐州、扬州、豫州、兖州——那些年我走遍了中原和江淮的每一个角落。我看见的事情，比你们在史书上读到的那些要多得多。我见过广陵太守陈登，他面红心烦，吃不下东西。我给他诊脉后开了两剂汤药，他当场吐出了几十盆红头的虫子。我告诉他：“你是吃生鱼片得的这个病，三年后会复发。到时候若有一位良医在你身边，还能治。”三年后他旧病复发，派人来寻我。我不在。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

我见过一个叫梅平的军吏。他在路上遇见我，我看了他一眼，告诉他：“你如果早遇见我，还有救。如今疾病已成，你赶紧回家和家人见最后一面吧。五天后，你就走了。”第五天，他果然死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那些人的脸我记不住，可他们临走前最后一口气的轻重，我忘不掉。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有些东西会渗进骨头缝里。他们在你的手指底下走完最后一程，你不可能假装他们从未来过。

我治过的人里面，有一个人的病最奇怪。他是府吏，叫倪寻，和李延一起来的，两人都是头痛身热。我给倪寻开了泻药，给李延开了发汗的药。旁边的人问：“一样的病，为什么用不一样的药？”我说：“倪寻是外实，李延是内实，治法当然不同。”第二天早上，两人都好了。后来的人管这叫“同病异治”。

还有一个郡守，得了重病，久治不愈。我看了他的脉，什么都没开。我收了他一大笔诊金，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临走还留下一封书信把他骂了一顿。郡守气得发疯，派人追杀我，却吐出了一口黑血——病就好了。后来的人管这叫做“情志疗法”。可我记得那天我蹲在路边的草丛里，听见他派人出来找我，骂骂咧咧的声音传得很远，我就知道——他好了。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不是药，是一个能把他心里那口气逼出来的人。

我治过最多的病，是肚子里的病。人吃五谷杂粮，肚子里什么都会长。有的人肚子里长了东西，针扎不进去，药也到不了那里。那时候我就给他们喝一种药，喝下去之后，人就醉死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用刀剖开肚皮，把那块病处取出来，再缝上。病人醒来的时候已经好了。后世的人把那药叫做“麻沸散”。他们说我比西方早了一千六百年。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早”或者“晚”——我只想到，那个躺在那里的人，能不能醒过来。

我也教人怎么不生病。

我给弟子吴普说过一段话，后来被记了下来。我跟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人的身体要动，但不能过度，动起来血脉就通了，就像门轴一样，经常转就不会腐朽。我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了一套体操。我告诉吴普：“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做一套五禽戏，出一身汗，再扑上粉，身体就轻快了，也想吃饭了。”吴普照做了，活了九十多岁，耳朵不聋，眼睛不花。

人这一辈子，能治的病是有限的，可人能学会不生病，那才是真正的好。

后来曹操派人来找我。他得了头风病，头痛起来像有人拿刀劈他的脑袋。我给他扎了几针，痛立刻止住了。他大喜过望，把我留下，做了他的侍医。

我走不了了。

我在他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可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想起那些还在乡间等着我的人——那个肚子疼得直不起腰的推车汉，那个被黄疸病折磨得浑身蜡黄的农夫，那个生了怪病牙关紧闭说不出话的陌生人。他们还在等我。可我被困在许昌的丞相府里，走不出去。

我跟曹操说：“我想回家一趟，拿点药方。”他允了。我回到家之后，托人带话说妻子病了，暂时回不去。一次，两次，三次。曹操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我都没有回去。我不回去。因为我一旦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医生，还能叫医生吗？

曹操派人来查。他们发现我妻子没有生病。他们把我抓回了许昌，关进了大牢。

在牢里，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说不出话来。难道我要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只给一个人看病？难道我要告诉他们——我宁愿死在乡间的路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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