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晁错。颍川人。

他们说我是汉景帝的“智囊”，说我是西汉初年最敢说话的臣子。可我这一辈子，只想做一件事：把大汉的江山从根子上加固，让它再也不会像秦朝那样轰然倒塌。我学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术，也跟伏生学《尚书》，儒法兼修。后来的人说我为人“峭直刻深”，说我是“峭直刻深”。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一件事——这个天下，还能不能撑住下一个一百年。

一、伏生与“智囊”

汉文帝的时候，我做了太常掌故。那时候天下已经没有几个懂《尚书》的人了。听说济南有个伏生，九十多岁了，是秦朝的博士，还守着《尚书》。文帝让我去学。伏生老得话都说不清了，只能让他女儿在旁边传话。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一段一段地抄。

后来我做了太子家令，教太子刘启。我对文帝说，太子应该学“术数”——君主的权术。文帝让我做了太子家令。太子喜欢我的辩才，管我叫“智囊”。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让这个太子，成为一个真正能守住大汉的皇帝。

二、御边与贵粟

汉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屡次侵边，我上了一篇《言兵事疏》。我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用投降汉朝的胡人去打匈奴人。我又上了一篇《守边劝农疏》，提出了“移民实边”。后来我又上了一篇《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粮食才是根本。我提议“入粟于边”——把粮食运到边境去，换取爵位。文帝采纳了。

这些事，都是我在文帝朝做的。可我知道——这些只是治标。真正的病根，在别处。

三、削藩

西汉建国以后，刘邦封了九个同姓王。到我这一代，这些诸侯国已经成了气候。吴国有豫章郡的铜山可以铸钱，又靠海可以煮盐。一个吴国的赋税收入，几乎抵得上半个朝廷。我做了太子家令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件事。我上书文帝，说诸侯王势力太大，应该削减。文帝没有采纳，可我一直没有放弃。

景帝即位以后，升我为内史，又升为御史大夫。我制定了三十多条法令。丞相申屠嘉怨恨我，想弹劾我，我没给他机会。我更正了国家法令三十多条。可我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他们会反。吴王刘濞的儿子被当时的太子打死了，吴王从此称病不朝。他早就想反了。我上书景帝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们连削了楚、赵、胶西等诸侯的封地。

后来我听说父亲从颍川老家赶来了长安。他问我：“你刚掌权，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天下人都怨恨你。你到底图什么？”我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长叹一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走了，回到颍川，服毒自杀了。

我没有退路。

四、七国之乱

汉景帝三年正月，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西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七国联军号称几十万，声势浩大。消息传到长安，朝野震动。

可我没有动摇。我知道他们会反——我早就说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我告诉景帝，您应该御驾亲征，我留在长安坐镇。我没有想到，我的建议反而成了我的催命符。

袁盎来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s.cc】

【退出畅读，阅读完整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