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秋天的那场环保风暴，是从省城刮来的。
文件是省环保厅发的，红头黑字，盖着公章。县环保局的人拿着文件下来，一家一家地查。不达标的企业，一律关停整顿。达不了标的，一律取缔。建军的酸枣加工厂就栽在这份文件上。
他的厂子叫"建鑫果品加工厂"，在县城西郊的工业园里头，占地五亩，有二十来个工人，一条洗枣、烘干、分装的生产线。他干了十八年，从一九九八年开厂到现在，经历过苹果滞销、经历过资金链断裂、经历过合伙人撤资，可都挺过来了。他原以为自己跟那些暴起暴落的小老板不一样，他是从国企里出来的，有管理经验，有市场眼光，有政商关系。可他没想过，自己会被一份环保文件拍死。
检查组来的那天，建军正好在厂子里头。他穿着那身常年不换的灰西装，袖口已经磨出了亮，领子上有油渍，站在车间门口，看着两个穿制服的人手里头拿着仪器进进出出。
半小时后，领头的一个人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纸上头写着：废水排放超标，粉尘浓度超标，噪声分贝超标。结论：责令停产整顿。
建军接过那张纸，手没有抖。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纸折好，塞进了西装的内兜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平静，是一种被抽空了以后的发木。
他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下午。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车间里头走出来，有人问他：老板，还干不？他说：干。先回去歇两天。有人问：工资呢？他说：月底发，一分不少。
工人们散了。车间里头空了。机器停了。那条他亲手设计的生产线，从洗枣池到烘干窑到分装机，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投下一道道沉默的影子。他站在车间中央，像一尊被挖空了泥胎的塑像。
他知道，所谓的"停产整顿"只是个说法。他的厂子根本改不起，要上污水处理设备，要装除尘系统，要重新做隔音降噪。算算下来，投入得一百多万。他账上只有二十来万流动金。银行贷款？他已经欠了三十万。民间借贷？利息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沙发是一只破了皮的旧沙发，里头的海绵已经塌陷了，人坐上去像是坐在一个坑里。他从茶几底下摸出一瓶白酒，是本地产的竹叶青，十五块一瓶，拧开盖，对着瓶嘴灌了一口。酒是辣的、烧的、从喉咙管一路烫到胃里。他灌了半瓶，然后趴在茶几上，睡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回到了盐化厂，回到了一九八八年的那个车间。车间里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他穿着崭新的工装，手里拿着扳手，站在车间中央，看着盐池里白花花的盐从输送带上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的身边站着拴柱，十八岁的拴柱，个子瘦高，脸上带着怯生生的表情，手里攥着一把扳手，像一个刚进门的学生。
师傅。梦里的拴柱叫他。声音年轻、清脆、带着一种被岁月洗磨之前的天真。
他想说：我不是你师傅了。可他嗓子里头发不出声。
他猛地醒了。办公室里一片漆黑。窗外的路灯从窗户纸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个昏黄的光斑。他趴在茶几上，嘴角还挂着口水，脸上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子。
他直起腰来，抹了一把脸，从兜里摸出手机。手机是三年前的款，屏幕上已经有了裂纹。他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拴柱。
他想了想，又把手机放下了。
他不知道怎么打这个电话。他欠拴柱的太多了。欠的不光是钱，零二年那回，拴柱给他扛了三个月的酸枣，工资到现在还没结清。欠的也不光是情，零零年他爹住院，拴柱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八十块钱塞到了他的手里。他欠的是一份信任。他把拴柱当徒弟带进了厂，后来又当雇工使了半辈子，到头来，连工资都发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冷飕飕的，带着一股子酸枣的酸味，那是从他厂子后头发酵池里头飘出来的。他皱了皱鼻子，把目光投向远处。
远处是县城的夜景。南环路上的路灯连成了一条线，像一条黄色的项链，挂在黑黢黢的夜空中。更远的地方，有几栋高楼，楼顶上闪烁着红色的航空警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天上打信号。
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岁的年纪，站在盐化厂的车间里头，看着老厂长视察工作。老厂长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背着手，在车间里头转了一圈，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小刘啊，好好干。厂区里头有你的前程。
那时候他的前程是确凿的。转正、提干、当车间主任、评先进、分房子。一条笔直的路摆在他的面前，他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踩上去。可他没踩。他下了海。他以为自己比那条路聪明，比那条路走得快。可结果呢？
他站在这个黑黢黢的办公室里，站在这个即将倒闭的厂子里，站在他四十八岁的人生当口。他在想：如果当初没有下海，现在会是什么样？他大概还会在那个车间里，穿着工装，手里拿着扳手，每个月拿着固定的工资。他可能买不起小轿车、盖不起小楼、喝不起好酒，可他能稳稳当当地走到退休。退休后，每个月有退休金，有不低的医保，有每年一次的职工体检。他可以像老根师傅那样，虽然老根师傅后来晚景凄凉，可那是后来的事。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老根师傅是有尊严的、有身份的、有依仗的。
而他呢？他从一个国企的正式工，变成了一个破产的小老板。身份降了，尊严没了，依仗垮了。他的老婆，第二任老婆，去年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去了太原。他的房子，在县城东头的那套小别墅，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他的车子，那辆买了五年的大众，下周就得卖掉抵债。
他想起他最近一次见到拴柱，是在二零一五年的冬天。那时候他的厂子还在运营，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在街上碰见了拴柱，拴柱正在帮秀莲拉一车白菜往市场送。那时候的拴柱穿着破洞的棉衣，手裂着口子，可脸上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平静，不是认命的那种平静，是压根就不去和命运争的那种平静。
他当时还跟拴柱说：你呀，就是太老实。你要是有我一半的机灵，也不至于混成这样。
拴柱笑了笑，没接话。拴柱的笑容里头有一种他当年读不懂、现在终于明白的东西，那叫"不跟命较劲"。
他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那瓶竹叶青里头又倒了一杯酒。酒是冷的、涩的、带着一股子工业酒精的味道。他端着那杯酒，对着空气举了举。
他想说啥。想对自己说点啥。可他啥也说不出来。他的舌头像是被胶黏住了。
他端着那杯酒，一仰头，灌了下去。然后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扣，杯子在桌面上打了一个旋，停住了。
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那片天。天是黑的，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城市的光污染把天边染成了一种暗暗的紫红色。他看着那片紫红色，想起了一件事——他已经有三年没有回过洼里村了。从他二婚以后，他就道洼里村和他没关系了。那个村子里头有他不愿面对的人——拴柱、彩霞、姚三娘，还有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老人们。他一直想，等他发达了再回去，穿一身名牌、开一辆好车回去，给他们每人发一条好烟。可现在呢？他连一身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了。
他把头仰过去，靠在沙发的靠背上。靠背是硬的、冷的、散发着一股子霉味。他闭上眼睛，眼角有一丝热热的东西在往外涌。他把它憋回去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尤其是他自己。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拴柱的院子里。
院子还是老样子。土墙、破自行车、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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