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调研与游说
慈善晚宴的成功，给西奥多带来了三样东西：名气、资金、和一个开口说话的资格。
此前他只是布鲁克街的一个年轻医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没有人关心他在麦里屯做了什么。现在不同了。巴林顿爵士在皇家医学会的例会上提到了他，克拉克医生在给同行写信时附上了他的报告摘要，《泰晤士报》的音乐评论顺带提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在卫生改革方面亦有建树”。
这不算什么大名气，但足够让他走进一些以前进不去的门。
晚宴结束后的第三天，西奥多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封信纸。开始起草《健康宣言》。
这份文件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不长，只有一页纸。开头写的是：“我们，以下签名的医学从业者，基于对近年伤寒、霍乱疫情之调查与研究，一致认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包括清洁水源、排污系统、垃圾清运、公厕建设——是预防疫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中间是几条具体的建议，都是从麦里屯的经验里提炼出来的——水源保护、粪池改造、排水沟清理、公厕建设、垃圾清运、窗户通风。每一条都写得很短，但每一条后面都附了一句话：“麦里屯之实践已证明，此项措施成本低廉，效果显著。”
最后一行写着：“恳请政府与议会重视此事，尽快立法推动。”
他把这份宣言抄了十几份，装进信封，开始拜访伦敦的医生。
第一位是巴林顿爵士。他的诊所在哈利街，是一栋三层的联排别墅，门口挂着黄铜的铭牌。西奥多到的时候，巴林顿爵士正在书房里看书。他看见西奥多进来，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菲利普斯先生，”他说，“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知道，光有报告不够。”
“我知道。”西奥多说，把《健康宣言》递了过去，“所以我需要您这样的前辈来支持。”
巴林顿爵士接过那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他把纸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西奥多。
“你这份宣言，写得不错。但伦敦不是麦里屯。麦里屯几百户人家，伦敦两百万人。你在麦里屯花八十英镑就能搞定的事情，在伦敦可能要花八万英镑。这笔钱谁来出？”
西奥多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伦敦不需要一次做完。可以先选一个教区做试点。主教门教区、圣吉尔斯教区，或者白教堂区——选一个最穷的、疫病最严重的地方，先做一年。成本可控，效果可测。做成了，其他地方自然跟进。”
巴林顿爵士沉默了一会儿。
“你打算怎么做试点？”
“承包制。我出钱，我出力，我负责。政府不出钱，只收税。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由承包税补上缺口。政府不亏，民众得利，疫病减少。”
巴林顿爵士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宣言上签了名。
“我签了。不是因为你的方案完美，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死在可以预防的疫病里。如果有人愿意试一试，我不拦着。”
西奥多接下来拜访了克拉克医生、霍普金斯医生、伦德尔医生、莫里斯医生……有些人很痛快地签了，有些人犹豫了很久，有些人看完之后把宣言推回来，说“我不同意”。
不同意的人当中，有一位是皇家医学会的老会员，姓卡特赖特。他看了不到一半就把纸放下了，摇了摇头。
“年轻人，你写的这些东西，太理想化了。公共卫生是政府的事，不是你一个医生该操心的。你好好看病就行了。”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生气。
“卡特赖特先生，我在麦里屯的时候，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有些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救不回来。如果他们的水井早一个月换掉，如果他们的窗户早一个月打开，也许他们就不用死。这不是理想，是事实。我只是想把事实说出来。”
卡特赖特先生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签名。
西奥多没有勉强。他把宣言收好，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走了出去。
一个星期之内，他走访了二十三位医生。其中十五位签了名，八位拒绝。十五个签名，不算多，但够了。这十五个人当中有皇家医学会的会员、有医学院的教授、有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医生。他们的名字写在宣言上，就是一份有分量的文件。
联合医生之后，西奥多开始走访工厂主。
他对这个群体并不熟悉。他不是生意人，不认识伦敦的工厂主，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但霍尔先生认识。
霍尔先生把西奥多带到了伦敦东区的一家纺织厂。工厂的主人是霍尔先生的老客户，姓布莱克，五十多岁，圆脸，秃顶，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数字——不是大概、差不多，是精确到先令和便士的那种数字。
布莱克先生把西奥多领进他的办公室，倒了两杯威士忌，然后靠在椅背上，等着西奥多开口。
西奥多没有绕弯子。
“布莱克先生，去年您的工厂因为工人病假，损失了多少钱？”
布莱克先生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账本，翻了翻。
“去年冬天，伤寒和流感同时暴发，我的工人有一百二十个人，病倒了将近四十个。最严重的那几个星期，生产停了将近三分之一。算上工人病假期间的工资、停产的损失、加急订单的违约金——大概三百英镑。”
“三百英镑。”西奥多重复了一遍。
“三百英镑。够我买一台新机器了。”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您的工人少生病，您愿意花多少钱？”
布莱克先生看着他，没有回答。
西奥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摊开在桌上。纸上画着几幅简单的示意图——排水沟、粪池、水井、公厕。他把麦里屯的经验讲了一遍，讲了做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取得了什么效果。他讲得很慢，用的都是布莱克先生能听懂的语言——不是“公共卫生”，是“工人不生病”；不是“排水系统”，是“车间不积水”；不是“粪便处理”，是“厂区不臭”。
布莱克先生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的这些，要花多少钱？”
“在麦里屯，八十英镑。在您的工厂周围做同样的事情，可能要贵一些，但不会贵太多。关键是，这笔钱是一次性的。花完之后，您每年省下来的病假损失，可能比这笔钱还多。”
布莱克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烟囱林立的工厂区。
“菲利普斯先生，我不是慈善家。我是生意人。你让我出钱搞卫生，我出。但你要让我看到回报。”
“您会看到的。一年之后，把您的病假账本拿出来，跟今年比一比。省下来的钱，就是回报。”
布莱克先生转过身，看着他，伸出了手。“成交。”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西奥多和霍尔先生一起，走访了十几家工厂。有些工厂主像布莱克先生一样，算完账之后立刻就同意了；有些犹豫不决，说要再想想；有些直接拒绝了，说“卫生是政府的事，不是我一个工厂主该管的”。
但不管同意还是拒绝，西奥多都把麦里屯的报告留给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回去之后会算账。而账算清楚了，他们会回来的。
医生签了，工厂主算了账，但最难的还是议员。
西奥多知道，现在英国正在和拿破仑打仗。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国库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窗户税之所以还在征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需要每一分钱来支撑战争。这不是什么秘密，报纸上天天在写。
要说服议员们放弃窗户税，光讲道德没有用。他必须证明，承包税不仅能补上窗户税的缺口，还能让国库多收钱。
威廉·霍尔帮西奥多约到了一位议员。这位议员姓帕金森，是赫特福德郡选出来的下议院议员，管的事情和公共卫生沾点边——不是直接管，是某个委员会里挂了个名。帕金森先生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
晚餐在一家安静的俱乐部里进行。没有别人，只有西奥多、霍尔先生和帕金森先生。菜很精致，但西奥多没怎么吃。
帕金森先生先开了口。
“菲利普斯先生，霍尔把你的报告给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知道，议会的事情不是写报告就能解决的。现在国家在打仗，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你要动窗户税，得给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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