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关将近，李秀娥进城置办年货，在澜溪县火车站外撞见了一个烧得满脸通红的小男孩。孩子昏昏沉沉缩在墙角，被高热烧得意识模糊，李秀娥心下不忍，便把人带了回去。
孩子烧了整整两天，等他终于睁开眼时，只晓得自己今年五岁，名叫梁知，至于家在何处、父母是谁、怎么会流落在火车站，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自此，他便留在陈家，成了黄泥乡的一员。
梁知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捡来的，没有根的孩子天生比旁人多几分懂事，总是抢着刷碗、喂猪、扫院子，脏活累活从不推脱。
他在陈家有两位养兄。大哥陈迅年长他十多岁，性子浪荡，整日在乡里游手好闲。二哥陈信只比他大一岁，年岁相当，出去玩总爱把他带在身边。
梁知过分秀气的脸时常会让周遭的大人们忘记他是个男孩儿，闲暇无事的傍晚，李秀娥和陈福安会逗问他，知知长大了要不要给陈信当媳妇，好亲上加亲。
每每这时，梁知总会一本正经地用力摇头：“不要。”
老两口会被他乐得前仰后合，而一旁的陈信，嘴巴会撅得老高，鼓着腮帮子一脸闷闷不乐。
十三岁那年，两人一起升上镇上的初中，梁知的成绩一路拔尖，公式和文字他看一遍就能记在心里。
十六岁那年，李秀娥和陈福安攥着皱巴巴的存折坐在门槛上唉声叹气，他们起早贪黑赚的钱只够补贴基础的家用，连两个孩子的高中学费都凑不齐。可梁知的中考分数是整个黄泥乡十几年都没出过的好成绩，是跳出大山的唯一指望。
陈信在暑假的第二个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同乡的工友去了隔壁镇的精细化工原料制造厂，每日扎在车间里做投料、灌装、釜底清理的活计。
他说反正自己成绩本就不好，勉强也只能读个职高，倒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以后梁知读高中的学费全都由他来出，知知只管安心读书就好。
开学，梁知上了重点高中。没课的时候就扎在学校食堂兼职，刷碗、择菜、收拾餐桌，用微薄的兼职工资当生活费。他找了个本子，一笔一划记下这些年陈家养育他的每一笔开销和陈信寄来的每一分学费。
高二下学期期末，班主任特意把梁知叫到办公室长谈，询问他心仪的大学与未来的方向，反复叮嘱他保持状态。
寒假，梁知拿着年级前五十的成绩单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却是压抑的抽泣声。
李秀娥和陈福安佝偻着身子坐在矮板凳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抹着脸，屋子正中央的旧木椅上，陈信两条胳膊无力地垂在身侧，从前搬货、修农具都灵活有力的手腕，此刻软塌塌地耷拉着。
陈福安哆哆嗦嗦把一叠病历递到梁知面前，最显眼的位置，写着“渐冻症”三个字。
李秀娥说陈信这病是因为长年累月在化工车间接触高毒原料、慢慢蚀坏了身体所致。为陈信坐诊的老医生说这病症棘手难治，让家人尽早做好长久照料的心理准备。陈信看着脸色惨白的梁知，扯着嘴角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让他不要担心自己，好好读书。
那一夜，梁知躺在土炕上没有合过一秒眼。天刚蒙蒙亮，他便把课本全部收进箱子里，对着李秀娥和陈福安宣布：“我不读书了。”
他开始整日往镇上跑着找工作，由于年纪尚轻，又没有学历，能做的只有耗体力的零活，给杂货铺搬货卸货、帮粮油店扛米面、在集市里给摊贩看摊、在小书店里收拾杂物。
他每日天不亮就摸黑出门，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往镇上赶，傍晚收工后，再顶着暮色一步一步原路折返。回到家后顾不上擦拭满脸的汗水，便立刻围在陈信身边忙碌起来，洗漱、喂饭、按摩、翻身、擦身、端送便溺。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到了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张罗亲事、谈婚论嫁的年纪。同村和他们一般大的小伙大多早已娶了媳妇生了娃，只有陈家的小院依旧沉寂。
李秀娥和陈福安私下里托媒人给陈信说过好几门亲事，当别人总是一听家里的情况就摆手回绝，只有梁知知道，他每天给陈信擦身、换衣、按摩肢体，熟悉对方身体的每一寸轮廓，也早早察觉到了那些藏不住的异样。
梁知不是不懂，他早已不是无知的孩童，可每次察觉到陈信的反应，他都只是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假装什么都没发现。
直到某个平平无奇的夜晚，陈信第一次对他提出要求。
梁知没有质问，没有呵斥，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惊讶，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一秒，两秒，三秒……整整沉默了五分钟。
最后，他慢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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