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内的学生**潮，如同投入滚油中的一滴冷水，在短暂而激烈的沸腾后，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反对派在朝堂上对“学子干政”的口诛笔伐尚未停歇，女皇武则天不置可否的冷处理也让人摸不清态度。然而，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帝都的风云吸引时，在帝国广袤的疆土上，在州府县衙、乡间田野、豪强庄园里，一场更加隐蔽、更加顽固、也更加致命的抵抗，正如瘟疫般蔓延。中央的政令，遭遇了地方上空前团结、花样百出的“阳奉阴违”。改革的巨轮，尚未触及最坚硬的礁石，便已陷入了由官僚惰性、地方利益和千年积**·共同编织的、泥泞不堪的沼泽。
“政令不出洛阳”，这句古老的谶语，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上演。朝廷关于“清丈田亩”、“推行‘摊丁入亩’试点”、“预备士绅一体纳粮”的诏书、公文、细则，通过驿传系统，顺利地下发到了各道、州、府、县。地方官员们恭敬地接旨，郑重地将其誊抄张贴，召集胥吏宣讲，一切程序无可指摘。然而，程序走完，往往便是停滞的开始。
在江南东道苏州府，知府衙门大堂内，刚刚送走传达完朝廷最新催促清丈进度文书的御史后，知府崔文翰（出身博陵崔氏旁支）慢悠悠地啜了一口今年的明前碧螺春，对下首的户曹参军叹道：“朝廷催得急啊。陛下和太子殿下，这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么？”
户曹参军是本地胥吏出身，浸淫地方政务数十年，闻言赔笑道：“府尊明鉴。朝廷远在千里之外，哪里晓得地方上的难处。光是这清丈一事，便千头万绪。苏州府下辖七县，田亩何止万顷？水田、旱田、桑田、棉田、圩田、山地，等级各异，肥瘠不同。更有那数十年来河道改道、湖荡淤积新生的‘浮涨’，产权纠缠不清的‘寄庄’，家族共有的‘祭田’、‘学田’……若要一一丈量清楚，厘定等则，非三年五载不可。如今朝廷限期半年完成初查，这……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崔知府放下茶盏，手指轻轻敲着几案上那份言辞严厉的催促公文，语气平淡：“难，也要做。朝廷的旨意，谁敢公然违抗？只是这做事嘛，总要讲究个章法，要因地制宜。比如，可先丈量那些无主荒地、官田、以及历年税赋清楚、田契齐全的民田。至于那些年代久远、产权复杂，或者涉及地方耆老、乡绅的田土……不妨暂缓，细细核查，以免生出事端，扰了地方安宁。你可明白？”
户曹参军心领神会：“下官明白。府尊的意思是，先易后难，稳妥为上。那些麻烦的、容易起争执的，咱们慢慢来。这丈量的人手、器械、钱粮，也都是大问题，需得从容筹措。下官这就去安排，定会‘尽心竭力’，只是这进度嘛……恐怕得如实上禀，还请朝廷体谅地方实情。”他特意在“尽心竭力”和“如实上禀”上加重了语气。
崔知府满意地点点头：“嗯，朝廷自然会体谅的。对了，前几日吴县张员外、长洲李乡绅他们联名递上来的那份‘陈情书’，说是清丈人员惊扰祖坟、践踏青苗，还与庄户有些小摩擦，你要妥善处理，以安抚地方人心为重。至于丈量数据……些许误差，只要不是太离谱，也无伤大雅。毕竟，水至清则无鱼嘛。”
“是，是，下官省得。”户曹参军躬身退下，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笑容。于是，在苏州府，清丈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衙役们拿着新式的“丈量步车”，在那些早已登记在册、无甚油水的官田和贫瘠民田上忙碌着，数据记录得一丝不苟。而占苏州田亩大半、也是最肥沃、产权最复杂（往往与地方士绅豪强相关）的那些土地，丈量工作则总是“恰巧”遇到各种“难题”——家主外出、地契不全、边界**、甚至突然爆发的“小规模乡民阻挠”。负责具体工作的书吏、弓手们，则常常收到士绅们“热情”的款待和“微薄”的“车马辛苦费”，丈量的尺子，自然也就“灵活”了许多。结果报上去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表面文章却做得漂亮，每次朝廷催问，回复总是“正在积极推进，然困难重重，恳请宽限时日”。
在河南道汴州，刺史郑元昌（荥阳郑氏子弟）的手段则更为“高明”。他不仅不阻挠清丈，反而表现得异常积极。他抽调精干胥吏，成立“清丈推勘所”，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政。然而，在具体的“摊丁入亩”折算方案上，他却大做文章。朝廷的指导方案是“将一州丁银总额，按在册田亩总数（清丈后）平均分摊”。郑元昌则上奏，声称本地情况特殊，提出一套复杂的“折亩”方案：将上等水田一亩折合一点二亩标准亩，中等田一亩折一亩，下等旱田、山地两亩甚至三亩折一亩。同时，又将各种“损耗”、“加派”名目巧妙地折算进去。表面上看，每亩田负担的“摊丁银”似乎不高，甚至略有降低，但经过他这套复杂的折算，拥有大量上等水田的士绅豪强，实际税负增加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减少；而田亩零散、质量较差的自耕农和小地主，税负反而可能加重。这套方案被他包装成“体恤民情，因地制宜”的“良法”，在州内推行，并试图作为“成功经验”上报。其目的，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进行扭曲，使其名存实亡，甚至适得其反。
在河北道幽州，靠近边镇，民风彪悍，地方势力与军镇关系盘根错节。这里的对抗更加直白而强硬。朝廷派出的清丈御史，在进入某些世家大族控制的庄园时，竟被武装家丁拦在门外。庄头客气而强硬地表示：“此乃军功勋田，家主在边关为国效力，田契、勋券俱全，不劳御史大人费心丈量。若强行闯入，惊扰了府中内眷，或是引发边军将士不满，恐生变故。”言语中的威胁之意，昭然若揭。御史手中虽有圣旨，但面对森严的坞堡和隐约可见的**，以及“边军不稳”这个大帽子，往往也只能无功而返，上书朝廷诉苦，称“地方豪强恃功而骄，借边事阻挠丈量，请朝廷定夺”。而朝廷的“定夺”，往往在兵部、户部、地方节度使之间的公文往来中拖延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更普遍、也更难对付的，是基层胥吏的消极执行和花样百出的“技术性”阻挠。这些“贱吏”虽然地位低下，却是帝国政令落到实处的最终执行者。他们世代扎根地方，熟悉一切漏洞，与地方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其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朝廷的“新法”触动了豪强的利益，也就等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贿赂减少，甚至自身家族田产也可能受影响）。于是，各种“软钉子”出现了：
丈量用的“步车”突然“损坏”，需要“送回工部维修”，一等就是数月；记录田亩数据的“鱼鳞图册”在誊抄时“不慎被水渍污损”，关键数据模糊不清；负责引导指界的乡间“耆老”、“里正”，总是“年老昏聩”，指认边界时含糊其辞，甚至故意指错；遇到土地**，胥吏们“秉公处理”的结果，总是偏向于地方有势力的一方；对于普通自耕农，则可能故意夸大其田亩数以增加税基，或压低其田亩等级以讨好有权势的邻田地主……
朝廷派往各地的“清丈使”、“劝农使”，往往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他们人生地不熟，缺乏可靠的下属和地方支持，胥吏们表面恭敬，背后敷衍。地方官员则态度暧昧，或推诿责任，或暗中掣肘。豪强士绅们或贿赂，或威胁，或利用宗族势力施加压力。这些中央特使常常疲于奔命，收效甚微，还动辄得咎，被地方官反告“操切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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