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书籍的普及、公立图书馆的设立、新闻小报的流传，共同编织成一张越来越密的信息网络。在这张网中流动的，不仅是朝廷的德音、市井的奇谈、商旅的讯息，更有一种更加无形却更具冲击力的东西——思想。各种或尖锐、或隐晦、或激进、或温和的“异质”思考，如同春日冰河下的暗流，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之下，开始加速奔涌、碰撞、交汇。一个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相比于前朝严格的言论管制）且传播便捷的言论环境，正在催生着唐代从未有过的新思潮涌动。
这些新思潮并非凭空产生，它们植根于这个时代特有的土壤：武则天统治下相对开明的女性执政氛围，对工商业和实用技术的鼓励，与西域、南海日益频繁的交流所带来的异域见闻，以及最重要的——知识获取门槛的降低，使得更多来自非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人，开始有机会、有渠道、也有勇气，表达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经典、对现实的不同看法。
首先是对现实**的批评与反思，开始以更加公开和多样的形式出现。以往，朝政得失、官员贤愚，大多只在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宴会清谈、或极少数胆大文人的“私史”、“笔记”中隐晦提及。如今，一些敏感而富有批判精神的下层官吏、失意文人、乃至在野的学者，开始借助新兴的出版和传播手段，表达他们的观点。
一种被称为“时论策”的文体，在士人圈子和某些胆大的小报上流行起来。这些文章通常模仿正式的“策论”，但讨论的议题更加尖锐，笔法更加犀利。它们批评科举中仍然存在的门第偏见，指斥某些官员的贪墨无能，讨论均田制崩坏背景下农民的困苦，质疑朝廷某些劳民伤财的工程，甚至委婉地探讨“女主临朝”的利弊得失（当然，正面评价居多）。尽管大多使用曲笔，借古讽今，或假托“闻诸野老”、“客有问”的形式，但其现实指向性，明眼人一目了然。
长安东市一家名为“清流茶舍”的二楼雅间，逐渐成为一些关注时政的年轻士子、低级官吏聚会辩论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传阅着最新流传的“时论策”手抄本或私下印制的小册子，争得面红耳赤。
“王兄这篇《论选贤与私门》，直指吏部铨选之弊，痛快！然只论及表象，未及根本。所谓‘私门’，其根何在？在乎田亩，在乎税赋！豪强兼并，隐占人口，却享有免赋特权，国库日蹙，而小民日困。此弊不除，何谈选贤？”一个面容清瘦、目光锐利的青衫士子拍着手中的文稿说道。他名叫陈昂，出身寒微，屡试不第，如今在某位官员家中做幕僚，对现实积弊感触尤深。
“陈兄所言甚是！”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士人接口，他是一名从九品的县尉，名为赵豫，“然田赋之弊，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某观近日《漕运商讯》有文，提及江南丝绢之利，十之七八归于豪商与有司勾结，真正织户所得寥寥。工商之利分配不公，亦是国之大患。朝廷虽设市舶司，倡工商，然利未及民，徒肥硕鼠。”
“二位所论，皆切中时弊。”一位一直在旁静听、气质沉稳的中年文士缓缓开口，他是国子监的一名博士，姓周，虽官职不高，但学问渊博，思想开明，“然窃以为，根本在于‘法’与‘势’。法，乃朝廷律令，本为约束豪强，均平天下。然法行于下，常为‘势’所阻。何谓‘势’？世家累代之威，豪强乡土之权，官吏勾结之网也。法不敌势，则良法亦成空文。欲行新政，非有破‘势’之决心与手腕不可。”
这样的讨论，在“清流茶舍”，在国子监的某些学舍，在一些较为开放的官员私邸，乃至通过手抄本和小范围传阅的“私论集”，悄悄传播着。虽然尚未形成公开的**团体或宣言，但一种批判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潮，已经在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酝酿、发酵。
其次，是对传统儒家经典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与质疑，开始浮出水面。公立图书馆提供了接触不同典籍（包括一些非主流的诸子百家著作）的机会，廉价印刷使得各种版本的经典和注释得以流传。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开始跳出汉唐以来占据主流的经学注疏传统，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经典，甚至提出不同于官方正统学说的观点。
一位名叫陆淳的隐士，在洛阳刊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为《论语别裁》。书中，他大胆地质疑了某些历来被奉为圭臬的朱熹（此时尚未出生，此处借用后世概念，意指当时权威注疏）对《论语》的阐释，提出应更注重孔子言论的实践意义和时代背景，而非一味追求微言大义。例如，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提出了一种在当时颇为惊人的解读：此句或有断句之误，或为特定语境下之言，非孔子愚民之本意，孔子倡“有教无类”，正是要使民“知之”。此言一出，虽未引起大规模公开论战（因其流传范围尚小），却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士子中引起震动，有人斥为“妄解经义，惑乱人心”，也有人暗中叫好，认为“陆氏之说，颇合情理”。
更有甚者，一些接触过佛道思想，或对“格物院”所倡导的实证精神有所了解的士人，开始尝试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一本在长安地下书坊秘密流传、作者署名为“西山野客”的小册子《问古》，言辞更为犀利。书中不仅质疑汉代以来“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虚妄，甚至对儒家经典中某些涉及天道、性命、鬼神的内容，也提出了基于常识和理性（虽然还很朴素）的疑问。书中写道：“圣人亦人，其所言所行，固为万世法，然岂能字字珠玑，句句合乎万世之情？三代之制，适于三代，岂能一成不变以绳今世？今格物院以实测验算，可知风雨雷电非关天神震怒，农桑丰歉系于人力天时。则治国安邦，亦当求实理，察实情，行实事，岂可一味泥古，空谈仁义？”
这种带有朴素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思考，虽然零星、隐晦，且面临巨大的正统压力，但其出现本身，就预示着思想领域的坚冰正在出现裂痕。
第三，是伴随着工商业发展和对外交流而来的、对“本末”、“义利”、“华夷”等传统观念的冲击。
一些为工商业辩护、强调“通商惠工，富国强兵”的言论开始增多。扬州一位与海商关系密切的文人，化名“海客谈瀛”，在私下流传的文稿中，详细记述了海外诸国的物产、风俗、制度，并大胆提出：“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然有无相通，则两利；闭关自守，则两损。市舶之利，可充国库；异域奇技，可资我用。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强赵，今岂可固步自封，以天朝自矜，而鄙四方为蛮貊？”这种强调交流、务实求利的观点，在东南沿海的商人、工匠和部分地方官员中，颇有市场。
关于“义利之辨”，也不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简单二分。有士人在文章中为合理的“利”正名，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使利己而不损人，利私而亦利公，何害于义？若空谈仁义，而民困国贫，仁义焉附？”这种思想，与朝廷鼓励工商、讲求实效的政策隐隐相合，但也触动了儒家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神经。
第四，一种朦胧的、对更平等社会关系的向往，也开始在个别激进的作品中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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