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全国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社会秩序动荡。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新会也不例外。村里的广播每天都在宣传新思潮的意义，村里的地主、富农都被拉出来进行再教育。有的被拉去游街，有的被关押起来，村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
黎卓远心里很是担忧，他虽然在印尼曾经是老板，可回到中国后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按理说不会被列为“再教育”对象，可他更担心孩子们——黎建明有大学学历，黎秀雯做着“体面”的裁缝工作，在那个年代，这些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在村里的会议上提到了黎卓远一家：“黎卓远以前在印尼是老板，他儿子还是大学生，女儿在镇上做裁缝，肯定藏了很多钱，说不定是资本家，应该把他们拉出来“再教育”！”黎卓远心里一紧，连忙站起来解释：“我在印尼的家产都被没收了，回来的时候只带了几个孩子和几件旧衣服。我儿子读大学是在印尼，回来后就在村里的工厂做统计，每个月拿二十五块钱工资；我女儿学过纺织，在裁缝铺打工，也是靠手艺吃饭，大家要是不信，可以去工厂、裁缝铺问，也可以去我家看看！”
说着，黎卓远把自己和孩子们的工资条拿了出来（黎建明的工厂工资条、黎秀雯的裁缝铺工资条），又打开家里的行李箱，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黎建明的大学毕业证、黎秀雯的纺织学习笔记。村民们看着这些东西，又想起黎卓远一家平时踏实肯干，从不张扬，纷纷说：“看来卓远一家确实是靠劳动吃饭，不是资本家，不用“再教育”他们。”
黎卓远松了一口气，拉着黎建明和黎秀雯的手，小声说：“以后在外面做事，多听少说，保护好自己。”孩子们点了点头，他们也明白，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低调才能平安。
可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不久后，果园的黄老板因为拥有大片果园，被人举报是“地主”，说他“搜刮民脂民膏”，被列为了“再教育”对象。那天，几个戴着袖章的人来到果园，把黄老板带走了，还在他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地主黄XX”，拉着他在村里游街。
黎卓远和于素兰看着黄老板被带走，心里很是着急，却也无能为力。他们知道黄老板是个好人，果园是他祖辈靠自己的双手辛苦开荒，一点点攒下来然后一代代传下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地主”。“黄老板待我们不薄，不仅给了我们工作，还处处关照，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现在他有麻烦，我们哪能坐视不管？必须想办法帮他，这是我们该做的！”，于素兰说。黎卓远点了点头：“我去找建明，让他帮忙写一份情况说明，把黄老板的情况写清楚，交给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不定能有用。”
黎建明收集好所有资料，组织好语言。连夜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里面列举了黄老板平时如何善待工人、如何资助村里的贫困户，还找了愿意出面作证的十几个果园工人和村民签字作证。第二天，黎卓远把情况说明交给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虽然没有立刻表态，却也收下了材料，说会向上级反映。
黄老板被“再教育”了几天，每天都要游街，还要被审问，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很快就生病了，发起了高烧。就在这时，上面派人来调查黄老板的情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黎卓远提交的情况说明和村民的证词交了上去，又找了几个老工人核实，确认黄老板不是地主，他的果园确实是祖辈传下来的，多年来一直靠自己和家人打理，没有剥削过任何人。
几天后，黄老板被放了出来，果园也还给了他。可经过这次“再教育”，黄老板心里留下了阴影，他怕以后再出事，思来想去，决定主动上交一大半果园给村里，只求能保住另一半果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村里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上交的果园分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黄老板回到果园后，身体还很虚弱，黎卓远和于素兰主动承担起了更多的工作，帮他打理果园，照顾他的生活。黎建明也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帮黄老板整理果园的账目，教他如何用更清晰的方式记录收支，避免以后再被人误会。黄老板很是感动：“卓远，素兰，还有建明，谢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们愿意帮我。”黎卓远说：“黄老板，您对我们有恩，我们帮您是应该的。您好好养病，果园有我们呢。”
经过这件事，黎卓远一家和黄老板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黄老板也更加信任他们，把果园里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们负责。黎卓远和于素兰也更加用心地打理果园，果园的收成越来越好，黄老板的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
可“再教育”的风波并没有完全平息。
这天傍晚，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急促的广播声，通知全村人第二天上午到村广场集合，召开“再教育”大会，“再教育”对象是村里曾经的富农周老栓。黎卓远一家听到广播时，正围坐在堂屋吃晚饭，气氛瞬间变得凝重——经历过黄老板被“再教育”的风波，他们深知这种场合的凶险，生怕再次被卷入是非。
“明天开会，咱们尽量少说话，坐在角落里，别引人注意。”黎卓远放下筷子，语气沉重地叮嘱道。于素兰也跟着点头：“建明、秀雯，你们明天别往前凑，建宁年纪小，就别去了，在家看家。”
可黎建宁却倔强地说：“娘，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能保护你们。”黎卓远看着小儿子倔强的样子，心里又暖又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一起去，但一定要听话，别乱跑。”
第二天上午，村广场上挤满了人，中间搭着一个简易的高台，周老栓被两个戴着袖章的人押着站在台上，头低着，脸上满是疲惫。台下的村民们大多沉默地站着，偶尔有人交头接耳，眼神里都是不安。黎卓远一家找了个角落的位置站定，黎建明护着黎秀雯和黎建宁，黎卓远和于素兰则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再教育”大会开始后，村支书先上台讲话，历数周老栓过去的“罪状”，台下偶尔响起几声附和的口号。就在“再教育”接近尾声，大家以为即将散场时，一个粗犷的声音突然从人群中响起：“支书！我有话要说！”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粗壮的中年男人从人群里挤出来，正是村里的赵传根。赵传根比黎卓远小几岁，是土生土长的新会村人，早年和黎卓远家还有些渊源——黎卓远的父亲在世时，父亲的弟弟，也就是黎卓远的二叔曾因为赵传根的父亲占了黎家一亩水田的地界起过纠纷，后来黎父和二叔意外过世，黎家又在广州有自己的缫丝厂，最后去了印尼，那亩水田就被村里重新分配给了赵传根家。
黎卓远一家回来后，赵传根心里就一直不平衡：当年黎家是“华侨富商”，如今回来住破败老宅，可没几年就靠着果园和工厂的工作缓过劲来，儿女还各有出息，反观自己，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心里的落差和旧怨渐渐拧成了疙瘩，总觉得黎卓远一家“占了村里的便宜”。
赵传根走上前，手指着黎卓远一家的方向，声音洪亮地喊道：“黎卓远一家也有问题！他儿子黎建明，在印尼读过大学，还是什么‘工商管理’，说不定就是帝国主义派来的‘海外特务’，专门来我们村里搞破坏的！他女儿黎秀雯，在镇上给有钱人做衣服，那些有钱人都是资本家，她肯定和资本家有勾结，帮着资本家剥削我们劳动人民！这样的人，就该和周老栓一起“再教育”！”
这番话像一颗炸雷，在人群中炸开。村民们纷纷转头看向黎卓远一家，眼神里充满了好奇、怀疑，甚至还有几分敌意。黎建明和黎秀雯心里一沉，攥紧了拳头，刚想上前解释，黎卓远却先一步拦住了他们，眼神坚定地摇了摇头——此刻冲动解释只会适得其反，赵传根既然敢发难，就是想挑起事端，他们必须冷静应对。
黎卓远深吸一口气，缓缓从人群中走出来，面对着赵传根，语气平静却有力地说：“赵传根，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儿子建明在印尼读大学，是去学知识的，不是什么‘海外特务’。他现在在村里的工厂做生产统计，帮着工厂改进生产流程，提高效率，让工厂多赚钱，给工人们多发工资，这怎么能叫‘搞破坏’？”
赵传根没想到黎卓远敢反驳，愣了一下，随即又梗着脖子喊道：“谁知道他是不是表面做样子，背地里搞小动作！印尼是资本主义国家，他在那里待了那么久，肯定被资本主义腐蚀了！”
“是不是做样子，工厂的周厂长和工人们都能作证！”黎卓远提高了声音，让在场的村民都能听到，“建明帮工厂整理生产报表，建立库存台账，减少原材料浪费，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工人们哪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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