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片灰蒙蒙的晨光里醒来。
天还没全亮，风很干，带着土腥，像从极远的路上吹过来的。我躺的地方是一片浅草坡，草已经黄了大半，被我压得东倒西歪。我慢慢坐起来，后颈有点僵，像睡得太久，又像被人从高处按了一下。周南已经走完了，可那些诗境里的影子还在。它们不闹，也不散，像十一层旧纱，一层一层地叠在我身上。我动一下，它们就跟着动一下。
我低头看手，左腕上的红线还在，很细，很红，像从皮肉里长出来的。我碰了碰，不烫了，可它贴得极紧，像怕我把它忘在哪个诗境里。
我站起来，把衣服拍干净，风忽然大了。
那风不是从南边吹来的，是从东边，来得极快极猛，像有人从路的尽头猛地推过来一扇看不见的门。我眯起眼，风里全是声音。
是车马声。
极多极多的车马，轮子碾在土路上，发出那种很沉很闷的“咕噜”声，不紧不慢，一下一下，像大地在咳嗽。铃铛响着，有铜铃，有银铃，有极小的铁铃。它们的声音一重一轻，一高一低，像无数只鸟藏在风里叫。马在喷鼻，马蹄声极密，密得像雨点，还有人在唱。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那歌声极齐，齐得像一条被拉得笔直的线。每一个字都唱得圆润饱满，像从无数张嘴里同时滚出来的珠子。那些珠子落在地上，又被马蹄和车轮碾过去，发出极细极碎的响。
“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我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河不在了，草坡也不见了，我站在一条极宽的大路旁。路面是黄土夯成的，极硬，极平。上面有极深的车辙，一条压着一条，像被几百年的人走出来的老伤。路两旁是光秃秃的土坡，坡上长着几棵半死不活的老榆树。天是蟹壳青的，又干又冷，风还在吹，把那些歌声和铃铛声一下一下地推过来。
那支车队从东边来了。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马。八匹黑马，走在最前面。那马极高大，毛色油亮，像刚被人用油擦过。马头上扎着红绸，红得发黑。它们的步子极稳，像踩在鼓点上，每走一步，马颈下的铃铛就响一下。叮，叮，叮，像在给整条路点数。
马后面拉着一辆极大的车。那车不是普通车，是红篷车。车篷极高，像一座会走的小楼。篷上的红绸一重一重地垂下来，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像巨鸟的翅膀。车身上刻满了花纹，有鸟，有兽，有云。那些花纹里嵌着金粉，在极淡的天光下一闪一闪，像从车身上渗出来的蜜。
后面还跟着数不清的车，有的载着箱子，有的载着绸缎，有的载着粮食，有的载着整只整只的牲口。那些箱子极多，一箱压着一箱，箱角都包着铜，被磨得发亮。有一辆车上，并排放着十几只大红色的木箱，箱盖上贴着红纸喜字，那喜字新得发亮，像刚刚用血描上去的。再后面，有车装着成卷成卷的织锦，那锦从车沿垂下来，像一匹匹被钉死在车上的晚霞。
再后面，是吹打的人。他们走在车与车之间，有吹笙的，有击鼓的，有敲锣的。他们穿着崭新的红衣，腰上系着红带，每个人的脸都涨得发红。那“之子于归”的歌声，就是从队伍中央飘出来的，极齐，极响，像把整条路都抬了起来。
我没有看见新娘。
我站在路边，被那支队伍带起的风一下一下地拍着。车轮碾过去，扬起的黄土遮了半边天。那土极细，像粉，落在我的睫毛上、嘴唇上，带着一股子又干又咸的味道。我跟着队伍走，不是我想跟，是脚自己动的，像被那满路的歌声牵着，像被那百辆车马的影子推着。
走了很久，路尽了。
一座极大的宅院，出现在土坡后面。
灰墙，极高极高的灰墙，那墙从路边拔地而起，像一道整整齐齐的断崖。黑瓦从墙头上压下来，密得看不见一片天光。那门也高，高得不像给人走的。门楣上挂着两排红绸，从墙头一直垂到地，绸子被风吹得翻卷，像两条红舌头。
门口已经站满了人，乌压压一片，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朝东边张望着，脖子伸得老长。车队越来越近，唢呐也响起来了，那声音尖得发烫，像把一锅滚水泼进了风里。
可我没有看那扇门。
我看的是人群后面。
那里站着一个女人。
她极瘦，瘦得像被风吹薄了的一页纸，穿一身旧得发白的蓝布衣。那衣裳已经很旧了，旧得看不出原来的蓝。袖口和衣摆都磨出了毛边，在风里轻轻地飘，像几缕从旧衣上长出来的灰。她的头发用一根极粗的木簪挽着，几缕碎发垂在脸旁。她手里拿着一把笤帚，那笤帚极大，比她半边身子还高。笤帚苗已经秃了大半，像被地磨短了，又像被手指一根一根地摸细了。
她就站在人群后头，不往前挤，也不退开。她的脸很静，静得发冷，像这满路的锣鼓，满天的黄土，满门的红绸，都和她无关，像她只是出来扫地，刚好碰上了这场热闹。
“那是谁？”我问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妇人。
那妇人抱着一小筐花生，正踮着脚朝车队张望。听见我问，她偏过头来。她脸上红扑扑的，被风吹出了两团土色的晕，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全是这场喜事的影子。
“谁？那个啊。”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嘴角轻轻一撇，“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
“以前住这家的。”她说，“现在新娘子进门，她得挪窝了。”
“挪去哪儿？”
妇人没说话，只是抬起手，朝院子后面极轻极轻地指了指。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院子后面，灰墙拐角处，露出一截极低极矮的屋角。土墙，草顶，和那高墙大院比起来，像一块被随手丢在墙根下的破砖。
我还没再问，那支车队已经到门口了。
唢呐声更响了，锣鼓声像要把人的耳朵顶穿。满地的黄土被马蹄和车轮重新搅起来，像下了一场发红的雾。人群朝两边挤，那个蓝衣女人被推了一下，她往后退了半步，把笤帚横在身前。她没有抬头，只是站着。
八匹黑马停住了。
红篷车停在了门口。
车门开了。
先下来的是几个穿红衣裳的女人，她们跳下车，转身从车里扶出一个人来。
新娘。
盖头极长，从头顶一直垂到腰下。那红极新极艳，和这满天的黄土格格不入。她的身量很小，被两个女人一左一右地搀着，像一朵被人从车里抬出来的纸花。她落地时，脚上那双红鞋只露出极小的一点鞋尖，鞋尖上绣着金线，在风里一闪。她被搀着，慢慢走上台阶，两旁的人全跪下去了。
我也看见了那个男人。
他站在门里，极高，极直，像一尊从墙里凿出来的石像。他穿着崭新的黑色喜服，头冠极高。他脸上没有笑，可那眼睛里，有光。不是喜光，是那种把一件东西终于拿到手了的光。那光和《麟之趾》里公侯抱过男婴时的光，一模一样。
新娘从他身边走过去。
他伸出手，极轻极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没有人看那个蓝衣女人。
她站在人群最后面，那把秃了大半的笤帚还横在她身前。风把她的蓝布衣吹得贴住了身体。我这才看见，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像被什么东西压了太久，骨头都定了形。
她没有进去，也没有走。
她就那么站着，像这宅子外头，多出来的一小块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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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人群进了宅子。
院子里极阔，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青石板从门口一直铺到正堂，石板上雕着云纹。廊柱极高，全是新漆，红得发亮，像刚用朱砂兑了血刷过。堂前挂满了红绸。天井里摆了几十张桌子，桌上放满了酒肉。肉是整只的，鸡、鸭、鱼、猪头，油光锃亮，像上了一层新蜡。酒坛子码了一排，坛口都拿红布封着。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酒气和肉味，浓得发腻。
我站在廊下。人太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笑着，互相敬酒，铜酒碗碰得“叮叮”响。我看见有几个妇人，一仰脖子就是半碗，脸已经通红了，还在倒。我听见一个男人拍着桌子笑：“百两御之！百两将之！这排场，这福气，几辈子修来的！”
我绕过前院，朝后面走。
喜酒在前，后院却极静，像把一整个世界的热闹都留在了前头。我穿过一条极窄的游廊。游廊的木柱旧了，红漆剥落，露出灰白的木纹。廊外是一小片天井，天井里没铺石板，是泥地。地上湿着，像刚洒过水。角落里有一口石井，井沿磨得发亮，井边放着一只破陶碗。
再往前，有一扇极矮的木门。那门半掩着，风一推，就“吱呀”地响。我走到门口，停了停。
就是那间柴房。
我推门进去。
屋里很小，只一间，没有窗。墙是土夯的，黑乎乎的，像被烟熏过几十年。墙皮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的草筋。地上是泥地，湿得发凉。四面墙角堆着柴火，干柴、湿柴、断掉的树枝。它们横七竖八地靠在一起，像一群瘦得只剩骨头的影子。
有一张床，不，不是床，是两条长凳，架着一块极窄的门板。门板上铺着一层稻草，草上铺着一张极薄的旧被。那被面上全是补丁，灰的、蓝的、黑的，补丁摞着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被角有一处裂开了，露出几根草茎。
我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空气里有股极淡极淡的霉味，还混着一点草香，和一点极旧极旧的皂角味。那皂角味很淡，淡得像几十年前有人在这里洗过一次头，那味道就一直没走。
我出来了。
屋外，有一个人正蹲在井边。
是那个蓝衣女人。
她不是蹲，是半跪着。她面前放着一只极旧极旧的大木盆，盆里泡着一大堆衣服。不是她的，是新郎的，有几件还新着，有几件已经旧了。她在洗，用她那双手。那手极细极瘦，骨节全凸出来，十根手指冻得发红，像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她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搓板极旧，齿都快磨平了。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力气早就用完了，只是还在动。
她看见了我。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从水里拿出来，在衣襟上擦了擦，然后继续洗。
“你在洗什么？”我问。
“衣裳。”她说。
“别人的衣裳。”
“都是他的。”她说，“从前的，现在的。洗完了，让新人穿。我洗得干净。我什么都能洗干净。”
她的声音极轻，轻得像一片从井沿上掉下去的灰。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我问。
她停了一下。
“没地方去。”她说，“他说，等新人过门，就让我住到后面。我住过来了，离灶近，好给他们烧水。”
“他说？”
“他爹。”她纠正，“我婆婆的丈夫，这家的主人。”
“那你是谁？”我问。
她抬起头来。
她的脸很白，白得发青。额上有一道极浅极旧的疤，像被什么磕出来的。她的眼睛不大，眼珠子极黑，那黑里没有水，干得很，像一口早就被晒干了的井。
“我是他头一个。”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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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了起来，木盆里的水晃了晃，溅出来一点，落在她的鞋面上。她的鞋极旧，鞋头已经破了一个小洞，露出半截冻得发紫的脚趾。她没有管，她把手在衣摆上擦了又擦，像要把那层洗衣水的凉气从手背上擦掉，可那凉气已经渗进去了，擦不掉了。
“头一个”三个字，落在空气里，像一小块从墙头上掉下来的旧砖，没有响，却把地面砸出了一个极浅极浅的坑。
我看着她。
“你和他，没有孩子？”
“有。”她说，“两个，女儿。”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低得发软。
“她们在哪儿？”
“后头。”她转过头，朝柴房后面那片更荒的地看了一眼，“埋在枣树下面。一个还没满月，一个刚会笑。那年冬天太冷了，他爹说，不能花钱治。女娃子，命硬，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就算了。”
“都没扛过去？”
她笑了一下，那笑极短，像一根被风吹断的枯枝，还没落地，就看不见了。
“一个烧了三天，没药，就喝井水。我抱着，抱到后来，她小得只剩一把骨头。另一个，比她姐姐多笑了几天，我以为她能撑过去，可后来也不笑了，就睡了。我再叫她，她不应。”
她的眼睛还是干着的，可她的肩膀在抖，极轻极轻地抖，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挂在枝上，想掉又掉不下来。
“那你的男人呢？”我问。
“他也叫我头一个。”她说，“可头一个不算数。他说，我生不出儿子。他说，鹊巢就是这么回事，喜鹊会搭窝，可斑鸠才住进去。我搭的，新娘子住。我生的，她们埋。”
她转过身，把木盆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拎起来，那衣服极沉，水顺着她的手腕往下滴。她走到廊下，把衣服晾在一根竹竿上。那竹竿不高，她得踮着脚。她的腰不好，每踮一下，就极轻地“嘶”一声，像从身体里抽出一根极细的线。
“可你不能一直住柴房。”我说。
“能的。”她说，“人不就是这样，住着住着，就住了。我娘以前也住柴房，我娘的娘也住。她们都住出来了，我没住出来。我命比她们硬，她们死了，我还活着。”
她晾完最后一件衣裳，回过头来，脸上多了几道水痕，不知道是洗衣水，还是别的什么。
“外面的车马，真多。”她说，“百辆。我当年过门的时候，只有一辆驴车。我娘说，会好起来的，我也信。后来驴死了，车烂了，我娘也死了，就剩我。”
“你叫什么？”我问。
她又笑了，那笑像从井底翻上来的一小片亮，极快极快地闪了一下，又沉了下去。
“叫‘先头’，叫‘前面那个’，叫‘鸠占之前那个’。”
她说着，蹲下去，把木盆里的水慢慢泼进天井。水在地上漫开，像一条极浅极浅的河。那河只流了几步，就□□泥吸尽了，只留下一片发亮的水痕，像被谁用湿手指划了一下。
“我不是没名。”她说，“我生那天，我爹给我起了，叫‘鹊’。他说，鹊有巢，以后有地方住。后来我才知道，鹊的巢，从来不归鹊。”
她转身走了，不是回柴房，是往灶房走。天已经半黑了，灶房那里有火光亮起来，极黄极暗，像一只半睁着的眼睛。她走到那光里，蹲下去，开始添柴。
火旺了一点，她的影子被投在墙上，很大，可那人形是弯的，弯得像一张极旧的弓，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拉紧一次。
我在井边站了很久。
前院的歌声又响起来了，这回比之前更响，像所有人都喝到了正好。那歌声穿过几进院子，传到这天井里，已经走样了，像有无数张嘴，隔着一层又一层的墙，在唱一个和这里毫不相干的热闹。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我抬头看，天已经黑透了。有几只鸟从墙头飞过去，不是鹊，也不是鸠，只是几道极淡的影子，在红灯笼的光里一掠，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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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没有走。
我坐在柴房外的一块石头上，看前院的灯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空气里全是酒气，还有笑声，还有歌。那声音从高墙后头一阵阵地涌过来，像潮水，涨起来又落下去。我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时，墙那边忽地亮了一下，像有人在院子里放焰火，红色的、黄色的、金色的。那火星飞得极高极高，像要把天点着。柴房这边，只有灶灰味。
我站起身来，走到那棵枣树下面。
枣树就长在柴房后头，离后墙不到三尺。那棵树不大，干子细瘦，叶子已经落尽了。风一吹，枝条就碰在一起，发出极轻极轻的响，像有人在一下一下地拍手。我蹲下来，看树根。根边的土极平，不是自然平，是被人用脚踩平了。土已经冻实了，像铁。我伸手按了按，那土硬得连指纹都留不住。可就在根和墙之间，有一小块地方，颜色不一样，那土是松的，黑黑的，像被人刚刚翻过，又像从来没有真正合上过。
我从旁边捡了根树枝，极轻极轻地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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