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夫交给我的账册一共有七本。

它们整齐地摆在书房长桌上，依年份排列，连蒙尘的程度都很相近。

如此周到的保存方式使埃利奥特治安官颇为感动。他告诉我，自己经手过的账册大多都沾着酒、油脂和某些难以辨认、他也不想辨认的褐色污迹。

“那是因为你经手的大多数账册，原本都没打算给侦探看。”我说。

埃利奥特想了想，认为这不算夸奖。

赫汀庄园过去二十年的收支庞杂得足以令人重新审视贫穷的好处。马厩每年要更换两次排水槽，东翼的屋顶修缮过四次，老伯爵仅在葡萄酒一项上的花费，便足够养活柯林镇半数居民。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

第六本账册里，有一个单独列出的账户。账页上没有写克莱门特·瓦扬的全名，只在页首标着三个字母：

C.V.T.

埃利奥特站在我身后，低声念了一遍。

“克莱门特·瓦扬信托金？”

那笔信托金的来源很清楚。克莱门特的父亲生前与埃弗里家往来密切，死后将一部分产业交由老伯爵代管，规定克莱门特年满二十五岁时可以继承。在那之前，信托金产生的收益足以供他生活，并且数额相当可观。

问题在于，克莱门特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而在他死前的三年里，信托账户中的钱已经被陆续转走了大半。

第一笔款项写作“北部佃农安置”，第二笔写作“林地修整”，第三笔则用于“庄园临时周转”。每一项看上去都合情合理，尤其当它们被夹在马匹饲料、烟囱清理和银器抛光之间时，简直安分得令人不愿多看一眼。

然而，我翻过前后几本账册，没有找到任何相应支出。

没有佃农得到安置，没有林地经过修整。至于庄园的临时周转——钱的确进了埃弗里家的账户，却再也没有回来。

每一笔款项下方，都有当时尚未继承爵位的塞巴斯蒂安的签名，旁边则是克罗夫的副署。

埃利奥特按住其中一页，神情渐渐严肃起来。

“所以卢西娅说的是真的。克莱门特的钱被人拿走了。”

“账册通常不会为了死者的名誉撒谎。”我说，“活人已经替它做了。”

最后一笔转款发生在十八年前，克莱门特发现账目前两个月。数额是此前任何一笔的三倍，几乎掏空了剩余的信托金。用途一栏里只写着一句含糊的“紧急地产事务”，塞巴斯蒂安的签名比其他几处潦草得多，墨迹被水浸开，像是有人试图擦除，又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克罗夫的名字仍然在下面。

但再往后，本该记载那一周明细的两张纸被人割走了。

切口靠近装订线，边缘平整，动手的人用锋利的薄刃沿着书脊仔细割走了那几页，相当耐心。

“这些账册一直由谁保管？”埃利奥特问。

“现在由克罗夫保管。十八年前，大概也是。”

“那么缺失的账页——”

“可能是他割的，也可能是别人割的。”我合上账册，“保管钥匙的人最容易销毁证据，也最容易替真正销毁证据的人承担怀疑。这两者并不冲突。”

埃利奥特盯着克罗夫的副署看了几秒：“至少他知道钱去了哪里。”

“当然，他是律师。律师可以不知道一个人为何死去，却很少不知道他的钱去了哪里。后者通常有凭据。”

我们在克罗夫的房间找到了他。他正在整理文件，外套搭在椅背上，袖口挽起，桌边放着一杯冷透的茶。他看见我手中的账册时，脸上没有惊讶，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拿着它来找他。

“您找到信托账户了。”他说。

“是你把账册交给我的。”

“是的。”

“但你没有告诉我该看哪一页。”

克罗夫摘下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镜片。

“如果我直接指出那几页，您会认为我试图引导您。”

“现在我依然可以这样认为。”

“所以我没有任何正确的做法。”

“律师很少有，这也是你们收费昂贵的原因之一。”

克罗夫重新戴好眼镜。他没有笑，却也没有被冒犯，只是伸手接过我推到面前的账册。

“那些转款是老伯爵授意的。”他说，“当时庄园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处矿场停工，南部土地连续歉收，债权人已经开始催款。伯爵认为，那只是暂借。”

“克莱门特知道吗？”

“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呢？”

克罗夫沉默了。壁炉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交替了一瞬。

“后来他发现了。”

“什么时候？”我问。

“他死去的前一周。”

我想起那几笔异常的转款，也想起那封冒用克莱门特姓名的信——查清我的钱去了哪里。

“塞巴斯蒂安亲自签了字。”埃利奥特说。

“他那时二十七岁，已经替父亲处理大部分庄园事务。”

“他知道这笔钱不属于埃弗里家。”

“知道。”

“他也知道克莱门特发现了。”

克罗夫看了埃利奥特一眼。

“知道。”

我指着那两页被割去的位置：“这里原本记了什么？”

克罗夫看着切口：“我不记得了。”

“你记得十八年前每一笔转款是由谁授意，却不记得最要紧的两页写了什么。”

“正因为那两页要紧，我才不愿仅凭记忆回答。”

这是个谨慎的回答，也是个很像真话的谎言。

“账页是谁割走的？”

“我不知道。”

“钥匙呢？”

“老伯爵、塞巴斯蒂安和我都有。”

“克莱门特能拿到吗？”

克罗夫顿了一下：“如果他想，能。”

这一点很重要。

被割去的账页未必是在克莱门特死后消失的。也可能是他自己取走了它们，作为与埃弗里家对质的证据。倘若如此，那两页纸后来去了哪里，便比账册本身更值得追查。

我又问：“卢西娅来庄园前，是否找过你？”

“没有。”

“你在鹿铃旅店见过她吗？”

“没有。”

“你有一只包着黄铜护角的文件箱。”

克罗夫朝墙边看了一眼。那里确实放着一只深棕色皮箱，四角钉着黄铜，样式与旅店女侍描述的完全相符。

“那个式样很常见。”他说。

“你有黑色大衣。”

“赫汀的冬天很少鼓励人穿白色。”

“你也有黑手套。”

“我还拥有两只靴子。如果目击者记得来客有脚，我的处境恐怕更加不妙。”

这句话出自克罗夫之口，倒使我对他多了一点耐心。人在被怀疑时仍能保持幽默，通常有两种原因：要么他确实无辜，要么他已经把该害怕的事害怕完了。

我暂时无法判断他属于哪一种。

“戒指呢？”我问。

克罗夫抬起右手，他没有佩戴任何首饰，指根也没有长年戴戒指留下的痕迹。

“我不戴戒指。”

“塞巴斯蒂安戴。”

“是的。”

“黑玛瑙，银质戒托。”

“是的。”

“旅店女侍记得，最后一名访客也戴着一枚黑色戒指。”

克罗夫缓慢地合上账册。

“那么，怀疑似乎已经找到了它最喜欢的人。”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没有幸灾乐祸，反倒有几分疲惫和悲哀。

离开克罗夫的房间后，我去了老伯爵的卧室。

埃利奥特对此颇有异议，他认为凌晨拜访一位病重老人不够礼貌。我提醒他，谋杀案很少严格遵守会客时间，而老伯爵也已经用一生证明，他对礼貌的兴趣相当有限。

诺兰打开房门，告诉我伯爵已经服药睡下。可他话音刚落，屋内便传来老人的声音。

“让他进来。”

与前几次相比，老伯爵更加虚弱。他靠坐在床头，膝上搭着深灰色羊毛毯，苍白的手背上浮着青色血管。药瓶和水杯放在床边，壁炉烧得很旺，他露在毛毯外的手却仍在微微发抖，似乎火焰无法驱散房间里的冷意。

塞巴斯蒂安不在。

我没有坐下，只把账册放在老伯爵能够看见的位置。

“克莱门特的信托金被挪用了。”

老伯爵的眼皮轻轻动了一下。

“那是庄园事务。”

“动别人的钱，通常不能称作庄园事务。”

“瓦扬家欠埃弗里家。”

“账面上没有。”

“账面不能记下一切。”

“的确。”我说，“例如它没有记下克莱门特如何死去。”

诺兰站在门边，呼吸明显变轻了。

老伯爵抬起头看我。他的眼睛因年老而浑浊，但还有着惯于发号施令的威严：“年轻人争执，发生意外。这件事十八年前已经有了结论。”

“那个结论由莫雷医生写下，由克罗夫律师见证，由您接受。”

“你想说什么？”

“我想知道，塞巴斯蒂安接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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