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的电话，是第三天早上打来的。陆峥刚下火车，在出站口接起来。老郑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汇报，又像嘀咕：“查到了点东西，你先别急。”

“说。”“莫桂兰那本户口，最早的一页，是迁入丰坪镇。再往前，空白。”“空白？”“空白。”老郑说，“九十年代以前，乡镇派出所的底子本来就乱。她迁入丰坪镇那会儿，说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可夫家姓什么、娘家在哪儿，一个字都没写。我把丰坪镇周边翻了个遍，没有她的出生记录、嫁入记录、生育记录。她这个人，好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陆峥没说话。“后来我换了条道。”老郑说，“不走户口，走人。丰坪镇往南三十里，有个杏河县城郊的旧市场，八十年代就起了，现在还在。我在那边找到一个收摊位费的老头，快八十了，脑子还清楚。他说，十七年前，市场里有个摆水果摊的矮个女人，口音不像本地人，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清，就记得她爱穿一件蓝底碎花的褂子，人前人后，嘴都甜。”

“嘴甜？”“嘴甜。”老郑说，“老头说，有一回那女人进了一批隔夜果，烂了一半，卖不出去。市场里的人都看她笑话，等着她砸手里。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出三天，她那批果，全卖完了。”

“卖给谁了？”“不知道。”老郑说，“老头就说，那阵子她摊前，老有面生的男人来，站一会儿，也不买果，就走了。”陆峥站在出站口，人流从他身边过去，他握着手机，没有动。

“十七年前。”他重复了一遍，“那前后，她出现在丰坪镇。”“对。”老郑说，“傅家那孩子，也是十七年前丢的。那阵子，她正好在丰坪镇落了脚。”

“中间那几个月呢？”“查不到。”老郑说，“孩子丢之前，她还在城郊市场收着摊。孩子丢了没多久，就有人见她在丰坪镇支摊了。中间那几个月，像被人掐掉了一样。”

陆峥没有再问。他挂了电话，站在出站口，看着面前的城市。天是阴的。云压得很低，和杏河县那天的天一样。他忽然想起傅长根。那个他还没见过面的父亲。十七年前，他在杏河县的街口摆修车摊，孩子在街口玩，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后来他撤了摊，去城南看大门，白天看门，夜里睡门房，一睡十七年。

陆峥不知道一个人要熬多少个这样的夜，才敢让自己相信，孩子还活着。他只知道，他手里这条线索，不能断在他这儿。他忽然想：十七年前，一个卖水果的女人，在杏河县城郊摆了几年摊。那几年，傅家那孩子在这座县城里丢了。没几年，这个女人搬去了三十里外的丰坪镇，摊边多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再后来，又多了个五六岁的娃。那娃，后来不见了。

链条是断的。中间那一环——孩子怎么从杏河县，到的丰坪镇——没有记录，没有目击者，像被人从两头一夹，掐掉了。可方向，对上了。

陆峥把手机装回兜里，拦了一辆车。“师傅，去城西旧街。”司机愣了一下：“城西旧街？那一片，路是不太好走。”“我知道。”陆峥说，“走吧。”

城西旧街，陆峥是第二次来。巷子深，岔路多，两边的房子挤着建，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阳光照不进来，越往里走越阴。街上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走动的，多是老人和半大的孩子。

水果摊就在巷子中段，紧挨着一家修鞋摊。摊子不大，两张门板支起来，上头码着橘子、苹果、梨，还有几串蔫了的香蕉。摊子后头，蹲着一个女人。

矮个子，头发全白，挽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她正低头理果，把蔫了的往外挑，动作很利索。“大姐，橘子怎么卖？”

女人抬起头。那张脸是圆的，眉眼弯弯的，一笑，眼角全是细纹。她把手里的果掂了掂：“三块五一斤。大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

“来两斤。”“好嘞。”她称秤，手稳，嘴也不停，“大哥是这片的人？看着面生。”“路过。”陆峥说，“看个亲戚。”“哦。”她应着，把果装进塑料袋，又顺手塞了一个进去，“多给你一个，压称。”

陆峥接过袋子，没急着走。他往摊子后头扫了一眼。摊子后头是一扇门，门板关着，上头挂着一把老式挂锁。门边蹲着一个人。

那人低着头，正把一筐果往门里搬。他搬得很慢，一筐橘子分了两趟，像是怕搬快了，弄出什么响动。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外套，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截手腕。

“阿娃，愣着干嘛？搬进去！”女人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那人没有应声。他低着头，又搬了一筐，进去了。陆峥站在摊前，目光落在那扇门上。

“你儿子？”他问。女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哎，我儿子。脑子不太好，小时候烧坏了。”“多大了？”“十八九了。”女人说，叹了口气，“这么大了，还跟个孩子似的，啥都得我伺候着。”

陆峥没接话。他接过果袋，道了声谢，走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人正好从门里出来。他低着头，绕过摊子，去搬另一筐。

就在他弯腰的时候，他飞快地抬了一下眼。那一眼，和陆峥的目光碰上了。极短。短得像什么都没发生。可陆峥看清了那双眼睛。

那不是一双傻子的眼睛。陆峥说不出那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个人被人养了十七年，眼睛不该是那样的。那双眼睛里，有东西。那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认得他，又像在认他是不是那个人。

他当时没想明白。后来他坐在车里，忽然想明白了：那双眼睛，是在等人。陆峥站在原地，没有动。女人在摊子后头看着他，笑着问：“大哥，还有事？”

“没有。”陆峥说，“果子挺好。回头再来。”他走了。走出十几步，他听见身后，那女人喊了一声：“阿娃！把你那脏手洗洗，别蹭脏我的筐！”

没有人应声。陆峥没有回头。他走出巷口，站在路边，抽了根烟。他一边抽烟，一边把刚才看到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摊子是两张门板支的，门板上的漆磨得发白，年头不短。摊上摆的果有一半蔫了，那女人理果的时候，专挑蔫的往外拣，拣出来也没扔，搁在脚边的筐里——那是留给阿娃吃的。她对他笑的时候，眼睛弯，嘴角也弯，可那笑意只停在脸上，没到眼睛里。她问他“大哥是这片的人”的时候，手底下称秤的活儿没有停——她一边跟你说话，一边还在算钱。

一个摆摊的女人，嘴甜，手勤，心细。这样的人，在这片过日子，人缘不会差。可她养的那个“儿子”，十八九了，见人不敢抬头，搬一筐果要分两趟，听见她喊一声就缩一下。

这不像是母子。这像是一个人在养一只怕她的东西。陆峥把烟掐了。他想：那个半大的小伙子，十八九岁，会搬筐，会躲人，眼是亮的。不像傻。像怕。

他想起卷宗里那句批注——阿娃，户籍姓李，可丰坪镇没有姓李的这一户。他想起省厅那封匿名信：丰坪镇，水果摊，与杏河县十七年前傅姓男娃走失案有关。

链条还断着。可那头，他好像已经摸到了。陆峥把烟掐灭，上了车。他没有立刻走。他坐在车里，看着那条旧街，看着那间水果摊，看了很久。

他忽然想：如果阿娃真是被拐来的孩子，那他被锁在这扇门后，多少年了？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他不能打草惊蛇。他要回去，把这头，先钉死。

——

沈叙第四次踏进那条街，是三天以后。他本来不该来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工作室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他想过不再去。阿娃是他见过的最难开口的病人——不，他甚至不算病人，他只是那个女人的“儿子”。他每一次去，都在赌：赌那个女人还愿意维持“儿子生病了，看病的来串门”这层薄薄的体面；赌他每去一次，阿娃能多信他一分。

可他也知道，他来得越勤，那个女人就越警觉。三天前那个雨前的午后，他离开的时候，桂姨站在摊前，看他的眼神，像在称一件东西的分量。

他知道，那条街，他不能再去了。可他还是去了。因为阿娃看他的那一眼，他想了一整夜。那双眼睛里有话。那句话，他读得懂，可阿娃说不出来——阿娃这辈子，可能只敢跟一个人说，而那个人，得自己走到他面前。

沈叙到的时候，桂姨正坐在摊后择菜。看见他，她没有像从前那样先堆起笑。她看着他，手里的活没有停，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先生，你来得真勤。”

“顺路。”沈叙说。“你这路，顺得有点过了。”桂姨说，“我在这条街上摆了这些年，还没见过哪个主顾，一个月来四回的。”

沈叙没有接话。他站在摊前，等着。桂姨择完一把菜，抬头看他，笑了笑：“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心理医生。”沈叙说。

“心理医生。”桂姨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我听说，你们这行，看人看得准。你说，我家阿娃，是傻吗？”沈叙看着她。

“不傻。”他说。桂姨手里的菜，顿了一下。“他就是怕。”沈叙说，“怕得久了，就成了你们看见的样子。”桂姨没有接话。她低下头，把菜收进盆里，过了很久，才说：“他是我儿子。我自己生的，自己养的。他怕什么，我最清楚。”

沈叙没有反驳。他站在那里，等着。他知道，话说到这里，要么她把他赶走，要么，她还会放他进去。桂姨没有赶他走。她低下头，把择好的菜收进盆里，忽然说了一句：“先生，你听说了没？”

“什么？”“这阵子，街上怪了。”桂姨说，语气像在拉家常，“老有生人在巷子口转悠。昨儿个还有个男的，说是看亲戚的，在我摊上买了两斤橘子。买了橘子也不走，站在那儿，东看西看的。”

沈叙的心里，动了一下。他没有接话。他知道，桂姨说的那个“看亲戚的”，八成是陆峥——或者陆峥派来的人。“你说，”桂姨抬起头，看着他，笑了一下，“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看的？”

沈叙看着她，平静地说：“也许是路过，歇歇脚。”“歇脚。”桂姨重复了一遍，笑了笑，“歇脚好。歇完了，早点走，省得让人惦记。”

沈叙没有接话。他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那些“生人”听的。“我惦记的，就是阿娃那觉。”沈叙说，“他要是睡得好，我下回就不来了。”

桂姨看着他，看了很久，终于站起身，端着盆，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头也没回：“屋里头潮。别坐地上。”沈叙跟着她进去了。

里屋还是那间里屋。潮，暗，一股旧物的味道。阿娃坐在墙角，还是那只豁口的碗，还是那碗凉饭。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沈叙，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阿娃。”沈叙叫了一声。阿娃没有应。他把碗往自己这边拢了拢，像上回一样。桂姨把盆放下，又出去了。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摊上还有事。你看完，早点走。”

门掩上了，没有关严。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沈叙没有动。他坐在门槛上，等。阿娃低着头，戳那碗凉饭。屋里很静。墙外头，是桂姨招呼买主的声音，远远的，忽高忽低。

过了很久，阿娃忽然抬起头，看了沈叙一眼。那一眼，很短，却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然后，他飞快地、几乎是慌乱地，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沈叙手里。

是一张纸条。纸已经揉皱了，叠成很小的一块，带着体温。沈叙没有低头看。他把它攥在手心里，没有动。阿娃已经又低下了头，抱着碗，扒了一口凉饭。扒得很急，像是要把什么咽下去。

门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桂姨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先生，喝口水。”“不了。”沈叙站起来，“我走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阿娃。阿娃没有抬头。他只是低着头，抱着那只碗，像一座小小的、沉默的山。

沈叙出了屋，走过摊子。桂姨在摊后头看着他，笑着说：“先生，下回别来了。我家阿娃，用不着看。”沈叙停下脚步。“他最近睡得怎么样？”他问。

桂姨愣了一下：“……还好。”“还好就好。”沈叙说，“夜里要是惊醒，多给他留盏灯。”桂姨没有接话。沈叙走出巷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上了车，把车门关上，才张开手。

手心那张纸条，已经被汗浸湿了。他展开。纸上写着一个字。笔画歪歪扭扭，却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怕写轻了，这字就传不到该到的人手里。

一个“走”字。沈叙看着这个字，很久没有动。他想起来，那天雨前的午后，阿娃趴在墙角，写了半个字，又狠狠划掉。纸都划破了。

他现在忽然明白，阿娃划掉的那半个字，大概就是这个字。他不敢写。他写了一半，又不敢写完。他怕那个字被那个女人看见，怕那个字会害死他自己。

可他最后还是写了。写在一张揉皱的纸上，贴身藏了好几天，就为了等一个人来，把这个字塞出去。“走。”沈叙把这个字在嘴里念了一遍。

他不知道这个字是说给谁的。是阿娃自己想走。还是阿娃在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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