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人。

他们后来叫我地理学家，叫我散文家，说我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爱看水的人。一个走到哪里都要蹲下来，把手伸进河里，看看水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人。

我这一辈子，见过很多水。黄河的水是黄的，长江的水是青的，济水有时流有时断，桑干河穿过雁门关往东去。我把它们都记下来了——记在竹简上，也记在心里。

后来那些字编成了一本书，叫《水经注》。可在我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它会流传一千五百年。我只是觉得——那些水，不该被人忘记。

一、水边

我生在范阳涿县，可我是跟着父亲长大的。父亲郦范，是北魏的青州刺史。他做官做到平东将军，封了永宁侯。他打过仗，跟慕容白曜一起攻南朝宋，连下数城。可在我记忆里，他不是将军，是一个带我认水的人。

十二三岁那年，我跟着父亲住在青州。淄水、巨洋水，都在青州境内。父亲处理完公务，有时候会带我到河边走。他指着河水说——“你看，水从山上来，往海里去。中间经过什么地方，滋养什么人，你记下了，就是学问。”

那些话我记了一辈子。后来我写《水经注》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些下午。阳光照在水面上，父亲蹲在岸边，用手掬起一捧水，看着它从指缝间漏下去。他说：“水是活的。你抓住它，它就流走了。你记下它，它就留下了。”

十八岁那年，父亲病逝。我回到范阳守孝三年。那三年我常常坐在郦亭沟边，看着水一天一天地流。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父亲不在了，可他说的话还在。他说的那些话，后来都进了我的书里。

二、仕途

守孝期满后，我回到平城，做了尚书主客郎。后来御史中尉李彪说我“秉法清勤”，引荐我做了治书侍御史。再后来，我做过颍川太守，做过鲁阳太守。

延昌四年，我做了东荆州刺史。那地方蛮民杂处，不好管。我治得太严了——“政治威猛”，当地人不服，上书告我。朝廷免了我的官。免了就免了。那些年我做官，心里装着的一直是另一件事。

免官之后，我赋闲了十年。那十年，我走遍了北方。一个人，一匹马，一卷竹简。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停下来看看水。黄河、汾水、洛水、渭水、济水、淮水——我一条一条地走，一条一条地记。

我写《水经注》的时候，不是坐在书房里写的。是在野外写的。有时候蹲在河边，膝盖上摊着竹简，手冻得发僵，还是要记。有时候在船上，船一晃，墨就洒了，重新蘸，重新写。有人问我：“你一个做官的，做这些干什么？”我说：“做官是朝廷的事，写书是我自己的事。”

三、水经

《水经》是前人的书，记了一百三十七条水道。太简了。很多水只记了名字和源头，中间流经什么地方、有什么故事、两岸住的是什么人——全没有。我读的时候，心里总有一块空着的地方。

我想把那些空的地方填满。

我开始注《水经》。说是注，其实是在重新写。我把《水经》的一百三十七条水道扩充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每条水，我都写它的源头、流向、支流、汇合。我写两岸的山川、城池、古迹、风土。我写那些与水有关的人——治水的、渡河的、在河边打过仗的、在水边写过诗的。

我引了四百三十多种书。有些书后来失传了，只有我的注里还留着它们的影子。那些书现在找不到了，可它们说的话还在我的书里。我替它们活着。

《水经注》写了大约七年，也可能更久。成书大约在延昌三年到正光五年之间，公元514年到524年。那些年我白天做官，晚上写书。有时候写到半夜，灯油尽了，我就坐着，听着窗外的风声。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水的气息。我知道那些水还在流。只要它们还在流，我写的那些字就不会干。

四、铁面

正光年间，朝廷复起用我，做了河南尹，后来升了御史中尉。御史中尉是管监察的，专门纠弹不法。我这个人，做官不会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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