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不出名字。

史书上不写我这样的人。他们是写诸侯的，写大夫的，写卿相的。他们写战争，写会盟，写哪一年哪一国灭了哪一国。写不到我。

我生在郑国的一个村子里。后来郑国被韩国灭了，我又成了韩国人。再后来韩国又被秦国吞了，我又成了秦国人。我这一辈子换过三次国，没有一次是我选的。

我脚下的土地，今天姓郑，明天姓韩，后天姓秦。可我还是那个在天不亮的时候爬起来、扛着锄头下地的人。土地上的人换了，地还是那块地。

我记事的时候，郑国还在。那时候我们是井田制。村里的人一起种公田，先种完公家的，才能种自己的。公家的地种不好，是要受罚的。我父亲说，井田制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几百年都是这样。可后来变了——公田越来越荒，因为大家的心思都在私田上。公家的地没人好好种，私家的地倒是越来越肥。

鲁国搞了“初税亩”，不管你种的是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数交税。税改成按田亩收，不管是谁的田。后来又有人搞了“相地而衰征”——好地多交税，薄地少交税。

可改来改去，收成里最好的那一部分总归不是我的。

《诗经》里写“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那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唱了一年又一年，从春天唱到冬天，从祖辈唱到子辈。我们像那些在田垄间循环往复的脚印，风吹不走，雨冲不掉，只是重复着扎根与弯腰的动作。

我家的地在村东头。不是好地，薄，石头多。可它是我家的。

春天要翻地。犁是木头的，犁头是铁的。牛是借来的，用一天要给人家一斗粟。我扶犁，牛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翻完一垄，掉头，再翻一垄。一天下来，脚底板磨出血泡，肩膀被犁绳勒出两道深印。可我不觉得苦——地翻了，种子才能下去。

种子是去年留下来的。最好的那些穗子，我们不舍得吃，留作种子。种下去之后，要除草，要浇水，要赶鸟。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在田里蹲着拔草，一蹲就是一整天。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滴进土里，像水渗进干裂的河床。毒日头底下，脊背晒得像一张弓。

秋天收割。粟穗沉甸甸地弯下来，金黄黄的。我弯腰割，镰刀在日头底下闪着光。割完一垄，捆成一把，码在田埂上。一垄一垄地割，一把一把地码。可那些粟穗——最好的那一部分，要交税。然后是徭役。

春天要去修堤坝，夏天要去修城墙，秋天要去运粮草。一年到头没有闲的时候。若在农忙时被征去打仗，地就荒了。

我儿子就是被征走的。

那年秋天，地里刚收完，征兵的来了。他们说——要去打魏国。我儿子那年十九岁，刚娶了媳妇。他走那天，他媳妇站在村口哭，他回头看了一眼，说——“等我回来。”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人带回来消息，说他死在了战场上。死在哪里？不知道。埋在哪儿？不知道。

他死了之后，他媳妇改嫁了。我没有拦她。她年轻，不该守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我一个人种地。一个人收割。一个人吃饭。

我老了以后，干活不如以前利索了。地里收成一年比一年差，交完税之后剩下的那点粮，刚够我一个人吃。我开始理解那些年我父亲说过的话——“地是咱们的，咱们替它活着。也替它死。”

后来秦国来了。

秦国人打仗厉害，法令也严。他们把全国百姓编入什伍——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连坐告奸。村里来了一个秦国的官吏，拿着一卷竹简，挨家挨户登记。他问我叫什么，我说了。他低头在竹简上记了一笔。我不知道他记了什么，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随便离开这个村子了。

秦国的税跟韩国不一样。他们按人头收税，叫“口赋”。他们还要服兵役，但服满了一定年限就可以免。有人跟我说，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平民可以通过杀敌立功获得爵位。我听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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