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中学的日子，是被晨哨、黑板、粗粮与夜色一点点堆砌起来的。

一九八五年的黔东乡镇，秋风来得早，也来得稳。山外坝子的秋风吹过集镇的屋檐、街道、树梢，最后拂进镇中学斑驳的围墙里，把整座校园吹得清瘦又安静。这一年的小镇，还没有后来的热闹繁华，柏油路寥寥无几，街道两边大多是青砖老房，逢集日人山人海，闲日里只剩风吹街巷的空响。而镇中学坐落在镇子中心最稳的位置，像一方小小的孤岛，收纳着周边数十个山村的少年，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出路与指望。

镇中学简陋得朴素至极，没有窗明几净的新式教学楼，没有平整的塑胶操场，更没有花样繁多的课余活动。几排青瓦土墙的平房教室整齐排布，墙面被常年的风雨浸得斑驳发白，墙皮一块块翘起脱落，墙角爬着细碎的青苔与经年潮湿的水渍。操场是纯粹夯实的黄泥地，天晴便起漫天浮灰，学生跑几圈下来，裤腿鞋面全是黄土；落雨便泥泞不堪，坑洼积水，踩一脚能带起半尺烂泥。所谓跑道没有任何白漆标线，球场没有正规篮网，只有两根立在土坡上、早已被风雨熏得发黑的木桩，便是全校几百名学生唯一的篮球架。

可就是这样破旧、简陋、满是尘土的校园，成了我走出大山后，第一个真正安放少年尊严、安放不甘与梦想的地方。

正式开课的第一天，我便彻底摸清了镇上读书所有的辛苦，也看清了人与人之间，藏在烟火日常里、无法轻易抹平的巨大差距。

学校实行全封闭寄宿制，大半学生都是周边十里八乡赶来的住校生。八十年代的乡镇读书生活，清贫是刻在骨血里的底色，没有人例外，只是穷与穷之间，依旧隔着层次与体面。那时学校没有专门的学生食堂，没有整齐的餐桌餐椅，更没有统一售卖的盒饭饭菜，所有住校生的一日三餐，大半靠从家里自带储备。

每一周日的傍晚，返校的人流总能清晰分出两种光景。镇上本地的学生，踩着悠闲的步子，提着干净的尼龙网兜、崭新的白搪瓷饭缸，兜里装着父母准备的大米、晒干的腊肉、酥脆的糕点、香甜的炒花生，一路说说笑笑，轻松惬意。而我们这些从深山里来的孩子，永远是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蛇皮粮袋，袋口扎得紧实，里面是家里整整一季晒干的糙米，手上拎着一只磨得发亮的铁皮罐头瓶，瓶里满满当当塞满母亲亲手腌好的老咸菜、酸豆角、糟辣椒、盐萝卜干。简简单单一罐腌菜，便是我们整整一周的全部下饭口粮，日复一日，鲜有变化。

我亦是如此。

离家返校的前一天夜里，母亲在灶台前忙了整整一个下午。秋日干爽，青菜脆嫩，她挑出菜园里最嫩的一批青菜，洗净、焯水、晾晒、揉搓、撒盐，一遍一遍反复揉压，逼出菜里的生水，再一层层码进干净的陶罐里密封压实。山里没有酱油、没有香油、没有肉末佐料，只有纯粹的盐味与青菜本身的青涩涩味，可这种咸菜耐放、不腐、顶饿，是农家孩子常年读书最稳妥、最省钱的吃食。

除了满满一大罐咸菜，母亲还偷偷在我铺盖最底层，塞了一小罐家里腊月杀猪炼出的猪油。瓷罐小口密封，裹了两层旧布，生怕路上颠簸洒出半分。那一点点猪油，是我们一家人整年最金贵的油水。平日里家里炒菜，母亲都是用筷子尖蘸一点点润锅，舍不得多放一滴，却尽数省下来给我带到镇上，反复叮嘱我：食堂的糙米寡淡无味，饿了、嘴淡了就挖一点猪油拌在饭里，别亏了身子，别委屈自己。

我抱着那罐微凉的猪油，背着沉甸甸的铺盖，心里压得满满的酸涩。我知道，我在镇上每一餐能多尝到的一丝油味，都是家里人日复一日省出来的清苦。

入校后的每日三餐，流程单调刻板，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清晨天还未彻底亮透，凌晨的薄雾还笼罩着整片集镇，操场的起床晨哨便尖锐地划破寂静。体育老师浑厚铿锵的口令响彻校园，全校学生迅速列队，沿着镇边的碎石公路晨跑。初秋的晨风凛冽刺骨，刮在脸上带着微凉的刺痛。镇上的同学大多穿着厚实的秋衣、合脚的胶鞋、布鞋，衣衫整洁厚实，跑步步伐轻松舒展。而我常年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袖口漏风，裤脚短了一截，脚上的旧解放胶鞋鞋底发硬、四处漏风。冷风顺着袖口、裤脚、鞋缝钻遍全身，冻得手腕脚踝发麻发僵，浑身冰冷，我却只能咬紧牙关，一步不落咬牙跟上队伍，不敢掉队，也不敢让人看出我的窘迫。

晨跑结束，短暂的洗漱整理，便是早饭时分。

住校生统一凭粮票兑换饭票，后厨几个老师傅推着铁皮大饭桶，挨个到各班门口分盛米饭。蒸出来的糙米颗粒偏硬，夹杂细碎谷壳，偶尔还能吃出几粒细小沙石，口感粗糙寡淡，却是我们每日最踏实安稳的温饱来源。

镇上的同学打完饭，三三两两扎堆聚在梧桐树下、走廊台阶边，搪瓷白碗里时常卧着金黄的荷包蛋、几片油亮的腊肉，或是家里带来的腐乳、酱菜，油香四溢，飘散在空气里。欢声笑语伴着饭菜香气，热闹又鲜活。

而我，永远下意识找校园最偏僻、最无人留意的墙角蹲下。

一碗糙白饭，一勺黑乎乎的老咸菜，便是我的一日三餐。

初来镇上的那几周，我骨子里的敏感与自卑被无限放大。我刻意避开所有人群，从不和同学扎堆吃饭，低头快速扒完一碗饭就默默收拾碗筷离开。我怕别人长久注视我的饭盒，怕看见我一周不变的咸菜，怕听见旁人无意的感慨，更怕那句轻飘飘的“山里来的孩子过得真苦”。少年人的自尊最脆弱也最执拗，宁可独自蹲在角落，默默吞咽所有清贫与孤单，也不愿在人前展露半分窘迫卑微。

日子在早读、课堂、晚自习、三餐重复的节奏里缓缓流淌，宿舍里的同学也渐渐从陌生变得熟络。夜里熄灯之后，整间大通铺漆黑一片，十几个少年躺在床上，鼾声、低语、翻身的木板吱呀声交织在一起，是八十年代住校宿舍最寻常的夜景。他们躺在被窝里闲聊，聊镇上的收成、逢集的热闹、供销社新到的花布糖果、最新的连环画、港台流行歌曲，偶尔聊到班上的女同学，语气轻松又热烈。

每每聊到白晓梅的时候，整间宿舍的语气都会不自觉放软，带着由衷的欣赏。

“晓梅成绩从来都是年级前列，字写得比老师板书还漂亮。”

“人家爸妈都是供销社公职人员，条件体面，偏偏一点架子都没有。”

“上次我数学题卡住半天，她主动停下来给我讲题，耐心得很。”

我静静躺在最角落的床铺，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听着这些细碎的谈论，心里悄悄泛起一圈又一圈细微柔软的涟漪。

我从不搭话，也从不敢让任何人察觉我的心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会在课间假装眺望远处的镇街风景，会借着整理书本、捡拾橡皮的空档，悄悄把目光落在教室靠窗第三排的位置。

白晓梅永远坐得端正挺拔，脊背笔直，不歪不斜。上课目光专注，紧紧跟着老师的节奏，笔尖在笔记本上不停游走，沙沙声清晰温柔。阳光透过干净的木格玻璃窗，斜斜落在她乌黑的发顶、白皙的侧脸，镀上一层浅浅温柔的光晕。她安静、干净、耀眼，像落在粗糙尘世间的一缕月光，温柔明亮，不染尘埃。

我心里无比清楚，我和她，是两条从出生起就完全不同的溪流。

她生于安稳热闹的镇上，家境体面，父母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从小被妥帖温柔地养大，见过热闹街市、琳琅百货，人生平坦明亮，前路一片坦荡。而我，来自闭塞贫瘠的深山沟壑，身上带着洗不尽的泥土气息，背后是贫瘠的田地、年迈的祖辈、省吃俭用的家人，背着整个家庭沉甸甸的期许，一步一步蹒跚走出大山，拼尽全力追赶微弱的前路微光。

我们之间，隔着几十里蜿蜒泥泞的山路，隔着山村与集镇的天差地别，隔着贫瘠温饱与体面安稳的距离，隔着懵懂粗粝与温柔明媚的两种人生。这份差距，是我年少时拼尽全力，也难以轻易抹平的鸿沟。

我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一能做的，只有埋头读书。

从踏入教室的第一天起，我便收敛了所有的怯懦、贪玩、杂念，把全部心思压在书本上。从前在村小读书散漫随意，无人管束，如今身在镇中学，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每一堂课我都坐得笔直，目光紧紧锁住黑板，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每一句重点、每一处难点，我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记在泛黄卷边的练习本上。我的字迹不算漂亮，略显潦草，却工整规整，密密麻麻写满每一页纸，不留半点空白，生怕错过任何一点能够追赶别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可乡音，依旧是我最难迈过的一道坎。

山里多年养成的口音根深蒂固，张口便是浓重拗口的黔东方言，粗粝厚重，和镇上同学清亮标准的普通话格格不入。每次课堂上老师点名让我起立答题，我一张口，独特的山地方言便突兀响彻安静的教室。偶尔班里会响起几声细碎压抑的嗤笑，笑声并不尖锐，也无恶意，却像细密的针，次次扎在我紧绷敏感的心上，让我脸颊发烫，手足无措。

那种窘迫，无人可诉，无人能懂，只能独自咽下。

无数个深夜，宿舍众人沉沉睡去，鼾声四起，窗外风声穿过窗缝呜呜作响。我独自睁着眼，望着屋顶斑驳发黑的瓦片与垂下的蛛网，久久无法入眠。我悄悄张嘴，对着漆黑空旷的夜色，一遍一遍模仿老师上课的普通话语调，逐字逐句纠正发音。没有老师单独指导，没有录音设备参照，仅凭课堂上记住的只言片语，反复揣摩、反复练习，舌头僵硬发酸、口腔发麻也不肯停下。

我不甘心一辈子带着山里的土气，不甘心永远在人群里格格不入，不甘心出身贫瘠，就连说话都低人一等。

爷爷留给我的那本二手《新华字典》，被我日日带在身上，成了我少年时光里最亲密、最可靠的伙伴。

每日晚自习结束，铃声响起，所有同学争先恐后合上书页，打闹着冲出教室回宿舍休息、嬉戏。唯独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会独自留在空旷安静的教室里，留足半个钟头甚至更久。昏黄老旧的白炽灯在头顶轻轻摇晃，光影斑驳摇曳，整栋教学楼只剩我一人。我趴在冰凉的课桌上，逐字逐句翻阅字典，标注拼音、熟记字义、辨析形近字、积累词语成语，纸页被我反复翻看、反复摩挲，边角愈发柔软泛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我稚嫩的批注与笔记。

这本旧字典，陪我熬过无数个清冷孤寂的夜晚，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一点点撑起我贫瘠青春里所有的底气与希望。

八十年代的乡镇老师，质朴、严厉、赤诚，不带半分功利。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老旧教材，便是全部教学家当，却愿意倾囊相授毕生学识。数学老师不苟言笑，眼神锐利如炬，谁在课堂走神、讲话、做小动作，总能被一眼看穿，粉笔头精准落下，从无例外；语文老师温文尔雅，语调温柔，带着我们读山河、读岁月、读人间百态，一次次郑重告诉我们：对于山里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学校还有固定的勤工俭学任务，也是八零年代校园独有的印记。每个班级都会分到校园后方的一片菜地，划分到人，由学生自行播种、除草、松土、施肥、打理。秋日午后没有课的空闲间隙，同学们提着小锄头、挎着竹编小篮，三三两两去往菜地干活。镇上长大的学生大多从未干过重活，娇生惯养，一沾泥土便叫苦连天，一边偷懒嬉闹，一边抱怨太阳晒、泥土脏、劳作累。

唯独我，动作娴熟，沉默肯干。

种地、除草、松土、栽菜，是我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活计。自小我便跟着爷爷、母亲下地耕耘，四季农活样样熟练。我弯腰俯身，埋头苦干，野草拔得干净彻底，土地翻得疏松平整，不用老师督促，不用同学帮忙，默默把自己分到的地块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班主任常常站在田埂上静静看着我劳作，不止一次轻声感慨：“林山这孩子，能吃苦，沉得住气，心性稳，将来一定能成事。”

那句简单朴实的认可，没有华丽辞藻，却是我少年时最珍贵的鼓励，悄悄支撑着我所有的隐忍、孤单与坚持。

时序流转，秋意一日浓过一日。校门口的梧桐树渐渐落尽繁叶，金黄的叶片簌簌飘落，铺满整条碎石土路，风起叶落，簌簌有声，落满少年的肩头，也落满漫漫前路。

我也渐渐褪去初来乍到的局促、怯懦与惶恐，慢慢适应了镇上规整、紧张、规律的读书生活。

我不再刻意躲避人群，不再因为饮食清贫而自卑躲闪。吃饭时坦然蹲在墙角，一碗糙饭，一勺咸菜，细嚼慢咽，吃得安稳踏实。别人课间嬉笑打闹、追逐玩耍，我伏案埋头刷题背书；别人周末结伴逛街赶集、吃零食玩耍，我独自留守冷清校园，静坐教室温习功课。我的衣衫依旧补丁叠补丁，胶鞋依旧沾满尘土，家境依旧一无所有，可我的眼神，已然褪去闪躲卑微，多了几分坚定、沉静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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