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十分，省委党校第三会议室的灯光白得刺眼。

走廊里，林墨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七点零八分。下午的实地核查结束后，专家组返回党校用了四十分钟，她回单位换了件干净的衬衫，秦处长去食堂打包了几个包子，张弛重新检查了电脑和投影设备。周致远在党校门口与她匆匆见了一面：“乐乐我托给对门李教授的爱人了，今晚住他们家。你安心答辩。”

“你跟她说了吗？”

“说了。我说妈妈今天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像打仗一样重要。她说那你让妈妈好好打，打完给我打电话。”周致远把一份打印好的理论模型摘要塞给她，“我就在旁听席。”

五岁的孩子，在工作日的晚上见不到父母。林墨心头像被什么揪了一下，但时间不容她多愁善感。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此刻，她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摊开着一沓材料。对面，赵小曼和她的团队已经就座，每个人都坐得笔直。七位专家陆续入场，徐海研究员在最中间的位置坐下，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

“各位同志辛苦了。”徐研究员开口，“从早上八点半到现在，我们已经听取了汇报、完成了实地核查。现在进行最后一个环节——针对可持续性这个核心问题，请两位项目负责人进一步阐述。”

他看向林墨：“小林同志，你的项目高度依赖居民自主参与，这种模式如何保证长期稳定？如果核心骨干离开，或者居民热情减退，项目会不会自然消亡？”

问题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林墨深吸一口气，她面前的材料有些凌乱——手写的会议记录、居民签名的设计草图、微基金的收支账本、第三方检测报告。还有，她看向会议室后排旁听席，周致远对她轻轻点头。

“徐老师，我想用事实和理论两部分来回答。”林墨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响起，“事实部分，是过去半年幸福家园发生的变化；理论部分，是我丈夫周致远副教授基于我们的实践提炼出的分析模型。”

她先翻开那本微基金收支账本，推到桌子中央。账本是普通的硬皮笔记本，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幸福家园儿童乐园共建基金”。翻开内页，字迹各异，金额从十元到五百元不等。

“这是六个月的记录。”林墨说，“每月捐赠总额从最初的八百元，增长到现在的两千三百元。捐赠人数从七人增加到四十一人。请注意——这四十一位捐赠者中，有十二位是项目初期明确表示‘不看好、不参与、不捐钱’的居民。”

专家们传阅账本。省住建厅的刘处长指着一条记录问：“这个‘9月15日，王秀英，30元，备注：小博会笑了’是怎么回事？”

林墨心头一动。王秀英——那个丈夫住院需要三四万手术费、昨天被人用五千块钱收买却坚守良心的女人。

“王秀英的孙子小博有自闭症倾向。”林墨的声音放轻了些，“以前几乎不说话，不与人眼神交流。项目开始后，王秀英带着小博来帮忙铺木屑，孩子第一次蹲在地上，用手抓起木屑，看了很久。后来他每天都要来场地，现在会在玩的时候发出笑声，偶尔会说简单的词。”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翻动纸张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这三十块钱，是王秀英从给丈夫攒的手术费里挤出来的。”林墨继续说，“她说：‘别的孩子有地方玩，我的孙子也开始说话了，这个钱我得捐。’”

徐研究员摘下眼镜，用指尖揉了揉鼻梁。

“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我们说服了她，而是她亲眼看到了变化。”林墨的声音恢复了平稳，“孩子的情况改善了，邻里开始主动关心她家的困难，社区有了可以温暖人的地方。这种亲身经历产生的归属感和希望，比任何外部激励都牢固。”

她停顿了一下，看向对面的赵小曼：“相比之下，标准化项目通常依赖外部资金和专业运营，初期效果明显，但一旦资金撤出或运营方变更，项目就可能停滞。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更难走、但根基更深的路径。”

赵小曼的嘴角微微收紧，但没有说话。

“但这只是经验层面的观察。”林墨话锋一转，“要论证可持续性，需要理论支撑。在这方面，周致远副教授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型——我们称之为‘社区参与动力模型’。”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屏幕上出现三个同心圆，从内到外标注着“核心骨干（5-8人）”“积极参与者（15-20人）”“一般居民（其余）”。每个圈层之间有双向箭头连接。

“这个模型是基于幸福家园半年实践提炼出来的。”林墨操作鼠标，模型动了起来，“核心层的动力来源于价值认同和能力展现——比如赵先生的工匠精神，张大姐的组织才能，王秀英守护孙子的坚持。他们是项目的‘火种’。”

内圈开始发光。

“第二层是积极参与者。他们可能因为具体利益、社交需求、或从众心理参与。这一层的动力会波动，需要核心层不断提供正反馈——比如每次维护活动后的集体合影，每月公示账目时的公开感谢。”

中圈开始旋转。

“最外层是大多数居民。他们观望、评估，直到确认项目真实有效且成本可控后，才会以低强度方式参与——比如每月捐十元钱，偶尔帮忙捡拾落叶。”

外圈缓缓浮现。

“三层之间存在动态转化。”林墨点击鼠标，箭头开始流动，“核心层的坚持会感染第二层，第二层的规模效应会带动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当项目产出可见成果时，会形成‘参与-获益-更多参与’的正向循环。”

她调出一组数据图表：“这是半年来居民参与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月，只有核心层8人；第二到三个月，第二层开始加入，达到23人；第四个月起，随着场地投入使用，第三层居民开始参与。现在，三层结构的比例稳定在8:24:161。”

图表上的曲线平滑上升，在第四个月有一个明显的拐点。

“这个拐点是什么？”高校的王教授问。

“是场地基本建成、孩子们第一次集体玩耍的那天。”林墨说，“那天下午，三十多个孩子在木屑场上玩，家长们在旁边聊天。赵先生拍了很多照片，晚上在居民群里发。那天之后，居民捐款额增长了80%，主动报名参加维护的人数翻了一番。”

她调出那天的照片——孩子们在夕阳下奔跑，木屑扬起金色的尘雾。照片拍得并不专业，有些甚至模糊，但那种真实的欢快几乎要从屏幕里溢出来。

会议室里很安静。徐研究员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专注。

“那么，”省政府研究室的专家开口，“这个模型可以推广吗？”

“可以，但有前提条件。”林墨坦诚地说，“它需要基层工作者具备三种能力：发现和激活核心骨干的‘识人’能力，设计低门槛参与方式的‘策划’能力，长期陪伴、耐心等待的‘坚守’能力。这不是一套拿来就能用的工具，而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实践的工作方法。”

她看向秦处长，秦处长微微颔首。

“我想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省财政厅的专家语气严肃，“你的项目总投入八万元，后续维护依赖居民自愿捐款。如果其他社区复制这种模式，但居民不愿捐款怎么办？财政是否要兜底？如果兜底，就违背了‘自我造血’的初衷；如果不兜底，项目就可能夭折——这种风险如何规避？”

问题切入了最现实的痛点。林墨感到手心冒汗，她端起面前的纸杯喝了口水。

“这个问题，周老师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分析工具。”林墨说，“他在分析国内外一百二十七个社区自治理案例后，提出了‘可持续性三角模型’。”

新的图表出现：一个等边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是“资源投入”“制度保障”“社会资本”。

“任何社区项目的可持续性，都取决于这三个要素的平衡。”林墨解释，“资源投入包括资金、物资、人力；制度保障包括规则、协议、监督机制；社会资本则指居民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

她放大图表：“标准化项目通常注重前两者——充足的资金、完善的制度，但往往忽视社会资本的培育。结果就是，一旦资源投入减少或制度执行松动，项目就难以为继。”

三角形的“社会资本”顶点开始闪烁。

“而我们的路径是反过来。”林墨点击鼠标，三角形开始旋转，“以有限资源启动，在过程中重点培育社会资本。当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会反过来促进资源投入和制度完善。”

图表上，“社会资本”顶点发出光芒，沿着边线流向另外两个顶点。

“这是一种先慢后快、先难后易的路径。”林墨坦承，“初期很艰难，需要工作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建立信任、培育骨干。但一旦跨过临界点——通常是项目产出第一个可见成果的时刻——社会资本就会开始自我增值，形成良性循环。”

她调出幸福家园的具体数据：“在我们社区，社会资本的量化指标包括：居民互帮互助次数从每月不足5次增加到32次；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从40%提升到85%；公共事务议事会居民出席率从15%提高到68%。”

这些数字不像“满意度98%”那样漂亮，但它们更扎实，更经得起推敲。

“那么，”王教授推了推眼镜，问题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你这个模型，能用来分析其他类型的社区项目吗？比如——赵小曼同志的标准化项目？”

空气凝固了。

林墨感到心脏重重一跳。她下意识看向周致远，他轻轻点头——这是他们讨论过的可能性，但没想到会在评审会上被直接问及。

“可以。”林墨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实际上，周老师做了一些初步分析。”

她操作电脑，调出另一张图表——同样的三角模型，但三个顶点的权重完全不同。在代表赵小曼项目的模型里，“资源投入”顶点巨大，“制度保障”顶点也很突出，但“社会资本”顶点很小，几乎看不见。

“标准化项目的优势在于，它通过充足的资源和完善的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产出高质量的物理空间。”林墨尽可能保持客观语气，“但潜在风险在于——社会资本培育不足。居民是服务的接受者，而不是空间的共建者。他们对项目缺乏深度认同和归属感。”

她点击鼠标，模型开始模拟时间推移：“在运营初期，由于资源充足、管理规范，项目效果很好。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出现两种风险：一是资源投入难以为继时，缺乏社会资本支撑的项目会迅速衰败；二是居民始终将空间视为‘政府的’或‘企业的’，不会主动爱护和维护，导致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图表上，代表赵小曼项目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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