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体制内养娃(破茧成她)》
周四清晨六点四十分,林墨被手机连续不断的震动声吵醒。
她迷迷糊糊地摸过手机,屏幕被“幸福家园空地探讨”群的未读消息刷满。最新一条是李锐在凌晨五点发的:“大家快看!《城市先锋报》电子版出来了!第三版整版报道,标题是《从填平一个坑洼开始:幸福家园的社区共建实验》!”
下面跟着一串链接和截图。
林墨瞬间清醒,坐起身点开链接。电子报纸的页面缓缓加载,第三版的版面设计简洁大气:上方是大幅照片——孩子们蹲在空地上画画的背影,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下方是报道正文,分三栏排版。
她屏住呼吸,快速浏览。
报道开头很抓人:
“在清河街道幸福家园小区,一个深秋的周六早晨,五岁的乐乐用粉色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朵向日葵。她所在的这片空地,杂草丛生了三年,如今成为孩子们临时的画布。而改变,是从填平一个坑洼、拉紧一根晾衣绳、清理几处垃圾开始的……”
许薇的文笔干净而有力,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平实地记录了社区环境微观察活动的全过程。她采访了李锐、赵先生、张女士,引用了他们的原话:
“我们不是要建什么豪华乐园,就是想让孩子们有个安全玩的地方。”(李锐)
“以前总觉得社区的事是政府的事,现在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点什么。”(赵先生)
“孩子们画画时那个高兴劲儿,比去游乐场还开心。”(张女士)
报道中段,许薇将笔触转向更深层的思考:
“这种以居民为主体、从微小痛点入手的社区改善模式,与传统自上而下的项目制改造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依赖大量资金,不等待漫长审批,而是基于社区居民最直接的需求和最朴素的行动力。然而,这种‘微更新’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挑战——热情如何持续?机制如何建立?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找到合法合规的生存空间?”
看到这里,林墨心跳加快了。许薇果然敏锐,她看到了问题的核心。
报道最后,许薇写道:
“在幸福家园,改变正在发生。它很小,很慢,但真实可触。填平的坑洼不会被遗忘,孩子们画下的梦想不会消失。这或许提示着另一种可能:社区治理不仅需要宏大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带着生活温度的微小实践。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为这些自发的、草根的、微小的创新,留出制度空间?”
结尾处,编辑加了一行小字:“本报将持续关注社区治理创新案例,欢迎读者提供线索。”
林墨放下手机,靠在床头。清晨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墙上投下细长的光带。
报道写得很扎实,完全符合她提的要求:聚焦居民,不提她的单位和职务,用“社区志愿者”这个中性身份。但许薇那支笔,还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个案例的深度思考——特别是最后关于“制度空间”的提问。
“怎么了?”身旁的周致远也醒了,声音带着睡意。
“报道出来了。”林墨把手机递给他。
周致远坐起身,仔细阅读。他的阅读速度很快,几分钟后放下手机:“写得不错,有案例有思考,分寸把握得也好。这个记者专业。”
“最后那段话……会不会太尖锐了?”林墨有些担心。
“尖锐,但必要。”周致远推了推眼镜,“社区治理的问题本来就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问题。她点出来了,但用探讨的语气,不算越界。”
他顿了顿,看向林墨:“你今天去单位,可能会有些反应。做好准备。”
林墨点头。她知道,报道一旦公开,很多事情就不由她控制了。
上午八点十分,林墨走进省发改委大楼。
电梯里碰到了几个其他处室的同事。有人看了她一眼,眼神有些微妙,但没说话。林墨面不改色,按下六楼按钮。
刚到综合一处办公室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刘大姐的声音:“……是啊,我也看到了,写得挺生动的。咱们小林这回可算做出成绩了。”
语气听不出是褒是贬。
林墨推门进去,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一秒。刘大姐正在泡茶,王科长在看报——今天的《城市先锋报》就摊在他桌上,第三版朝上。
“小林来了?”刘大姐笑容满面,“今天的报纸看了吗?有你的报道呢!”
“看到了。”林墨放下包,“主要是居民的事,我就是帮忙协调一下。”
“那也很不容易。”李老师接过话,“能在《城市先锋报》上整版报道,说明工作做得到位。这可是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报纸,有分量的。”
陈师傅没说话,但朝林墨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丝认可。
林墨坐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她能感觉到,办公室里的气氛和往常不一样。那种微妙的观察和评估,变得更加明显。
九点整,秦处长内线电话来了。
“林墨,来一下。带上报纸。”
林墨拿起桌上那份报纸——显然是王科长特意留给她看的——走进处长办公室。
秦处长正在看电脑屏幕,见她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林墨注意到,秦处长的电脑页面上正是《城市先锋报》的电子版。
“坐。”秦处长摘下眼镜,“报道我看了,写得不错。许薇这个记者,确实有两把刷子。”
林墨稍稍松了口气。
“但是,”秦处长话锋一转,“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报道出来了,关注就来了。各种意义上的关注。”
她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刚才政策研究室徐主任给我打电话了。”
林墨心里一紧。
“他说看了报道,觉得幸福家园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性,他们课题组要重点研究。”秦处长语气平静,“赵小曼下午的居民座谈会照常开,但规格提高了——徐主任要亲自参加。”
一把手亲自参加居民座谈会,这传递的信号很强烈:政策研究室要高度重视这个点了。
“徐主任还说,”秦处长看着林墨,“希望你能以‘前期调研人员’的身份,参加座谈会,介绍一下情况。”
林墨愣住了。让她参加课题组的座谈会?这是什么操作?
“他这是……”她迟疑地问。
“一箭双雕。”秦处长说得很直白,“第一,吸纳你的实践,丰富课题内容;第二,把你纳入课题组框架,避免你‘另起炉灶’。当然,表面上是尊重你的前期工作。”
“那我该去吗?”
“去,为什么不去?”秦处长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深意,“这是你展示价值的好机会。但记住,你不是去‘汇报工作’,是去‘交流情况’。你是综合一处的人,只是前期做了一些调研,现在把情况分享给课题组。”
她顿了顿,强调道:“重点是——突出居民的主体作用,突出问题的复杂性,突出实践探索的初步性。不要让人觉得你已经有一套成熟方案了,那样容易被‘收编’。”
林墨深深点头。她明白了:要表现得有研究价值,但又没完全成型;要分享经验,但又保留核心思考。这样才能既进入课题组的视野,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还有,”秦处长补充,“报道最后那段关于‘制度空间’的讨论,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会觉得这是创新,有人会觉得这是‘指手画脚’。你要有准备,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比如,‘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轮得到媒体来评价吗’‘这种报道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工作不到位’。”秦处长说得很直接,“机关里有些人,最反感的就是‘外行人指导内行人’。”
林墨心里一沉。这正是她最担心的。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秦处长靠回椅背,“报道本身没问题,许薇把握了分寸。而且,现在是鼓励基层创新的氛围,公开批评一篇正面报道,政治不正确。”
话虽这么说,但林墨知道,在机关里,很多事情不需要公开批评,只需要一些意味深长的眼神、几句看似随意的议论,就足以形成压力。
上午十点,林墨回到工位,开始准备下午的座谈会材料。
她调出这段时间积累的所有资料:清理前后的照片对比、居民意见汇总、微观察活动记录、风险预案、李教授的建议要点。但她不打算全部带去,只选了最中性的部分——主要是事实记录,少分析,少建议。
正整理着,手机震动。是街道小刘。
“林主任,您看到报道了吗?我们街道领导早上开会时专门提了,说这是正面宣传,要我们社区好好总结经验!”小刘的声音很兴奋,“还有,下午的座谈会,徐主任真的要来!街道一把手也要陪同!老陈紧张得一直在看材料。”
“居民代表都通知到了吗?”林墨问。
“通知了。李锐、赵先生、张女士,还有另外两位居民。对了,四楼的杨奶奶——就是您帮忙提米的那位——听说也要来,说是代表老年居民发声。”
四楼老太太。林墨想起她说的“我儿子在区建设局”。她主动要求参加,这意味着什么?
“杨奶奶的儿子会来吗?”林墨试探着问。
“那倒不会。她儿子是干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以家属身份出现。”小刘说,“不过杨奶奶在社区里挺有威望的,她说话,大家会听。”
挂了电话,林墨陷入沉思。下午的座谈会,看来不会只是简单的“收集意见”,而会成为各种力量展示和博弈的舞台。
居民代表、社区干部、街道领导、课题组、还有她这个“前期调研人员”。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和诉求。
中午,林墨没去食堂,在办公室继续准备。
刘大姐从食堂回来,端着一盒水果,放在林墨桌上:“小林,吃点水果。下午要开会吧?辛苦了。”
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林墨有些意外:“谢谢大姐。”
“谢什么,都是一个处的。”刘大姐在她对面坐下,压低声音,“大姐多句嘴啊——下午的会,你把握好分寸。政策研究室那边,毕竟是核心处室,咱们综合一处的人,不要太出头。”
这话听着是关心,但林墨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不要给处里惹麻烦。
“我明白,我就是去介绍一下前期调研情况。”林墨说。
“那就好。”刘大姐点点头,起身走了。
林墨看着那盒洗好的葡萄,心里五味杂陈。在机关工作,每个人都活在多层关系里:个人与集体,处室与委里,热情与规矩,创新与稳妥。如何在这些张力中保持平衡,是一门艺术。
她吃了颗葡萄,很甜。
下午两点半,林墨提前到达清河街道会议室。
这是一个能容纳三十人的中型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长条会议桌,中间摆着鲜花和矿泉水。座位牌已经放好:主位是徐主任,左右分别是街道一把手和赵小曼,其他依次是课题组其他成员、街道分管领导、社区老陈。
居民代表的位置在对面。林墨的座位牌放在课题组一侧的最末尾,写着“省发改委综合一处林墨(前期调研人员)”。
这个位置安排很微妙——既承认了她的参与,又明确了她的从属地位。
两点四十五分,居民代表陆续来了。
李锐穿了件干净的衬衫,明显特意收拾过;赵先生带来了平板电脑,里面存着照片和资料;张女士领着女儿——就是那个爱画画的小女孩;另外两位居民林墨没见过,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
四楼杨奶奶是最后来的,拄着拐杖,但精神很好。小刘赶紧上前搀扶。
“杨奶奶,您怎么也来了?”老陈有些意外。
“我怎么不能来?”杨奶奶声音洪亮,“我是居民,还是老年人代表。电梯装不了,空地总得让我们老人有个坐着晒太阳的地方吧?”
这话说得在理,老陈只能点头。
三点整,会议室的门开了。
徐主任走在最前面,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梳理整齐,穿着深色夹克,表情严肃。街道一把手紧随其后,然后是赵小曼和课题组其他三人。
所有人起立。徐主任摆摆手:“坐,都坐。今天是座谈会,大家随便聊,不用拘束。”
但会议室的气氛瞬间紧绷起来。
会议按程序进行。首先由老陈介绍社区基本情况,重点讲了幸福家园空地的历史问题和近期居民自发行动。他讲得很务实,既讲成绩,也讲困难。
接着是赵小曼介绍课题研究方案。她准备得很充分,PPT做得专业,从理论框架到研究方法,从调研计划到成果预期,条理清晰。
林墨注意到,赵小曼在提到幸福家园时,用了“典型案例”“深度观察点”这样的词,但没提林墨的前期工作,只是说“我们注意到社区近期有一些居民自发行动”。
这是一种温和的忽略——不否定,但也不特别承认。
赵小曼讲完后,徐主任开口了:“刚才赵科长介绍了课题的整体思路。今天我们主要是听听居民的声音。各位居民代表,有什么想法、建议、诉求,都可以说。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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